我国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路径分析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国的公共图像监视在政策、项目及资金等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政策创议、项目推动的发展历程。在法律治理和回应性法制视角下，公共图像监视法律治理是对公共图像监视实践的法律回应。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宪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文件、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法律文件、具体领域法律文件以及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文件等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的体系，但该体系仍然存在急需健全和完善的层面。     

公安微博相关问题初探

公安微博是公安机关或民警以真实身份开设的网络平台。目前,国内许多公安机关都开通了网络微博,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热议。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公安微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何界定公安微博的概念、分析公安微博的特点、定位公安微博的功能,对于公安微博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再探——兼论侦查主体改革之思路

随着《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日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侦查学到底归属于谁?众说纷纭.但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是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公安学上.将侦查学定位于“本质上属于公安学,但仍具有某些法学的特性”,似乎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议、息纷止争,也更能体现侦查学学科独有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能够为侦查主体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使其朝着科学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     

与时俱进的变化 恒久不变的信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安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治安管理执法工作变化最大,这里既有与时俱进的巨大的变化,又有恒久不变的永恒信念。本文从笔者亲身经历着手,重点论述治安管理执法执法理念、执法条件和执法依据的巨大进步,以及恒久不变的永恒信念公安民警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作风。     

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初探--意义构建与核心价值分析

因为生命教育的目标符合公安工作的理念，生命教育能推动公安院校大学生人生观、职业信仰和忠诚观的正确形成，能清晰公安院校大学生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认定，是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必要又亟需。公安院校生命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使学生在认识和认同生命过程的基础上，领会生死、尊重人伦、弘扬人性、完善人格、反思人生、实现生命意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体建构理论及其一般机制——基于“提供性服务歌厅”老板言及“小姐”时自我呈现的社区考察

基于对提供性服务歌厅的相处式社区考察,文章从主体和情境视角分析了歌厅老板对"小姐"的建构与言说及其不一致的现象,通过解读老板在言及他人时进行信息控制的感性意识和理性选择,阐述了主体建构的理论要点和一般机制:(1)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社会建构的再建构;(2)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3)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4)主体建构与言说的不一致,是主体在情境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浅析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管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务工人员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方式,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出现多年了。流动人口自发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是自身满足社交需求的重要方式。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对于公安机关的治安维持和人口管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应该重视对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监控和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Changing classes,changing preferences: how social class mobility affects economic preferences

Abstract

While many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 preferences,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in class location for these preferences. This article assesses how social class and intra-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affect economic preferences drawing on longitudinal data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adopts a post-industrial perspective that consider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lass divisions. Even when time-invariant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are kept constant (through fixed-effects estimation), it is found that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lass location explain economic preferences. Thus, these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social class moulds preferences, even when accounting for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selection into classes. Moreover, people who change classes hold different economic preferences than their peers in the class of origin, but do not completely assimilate into their class of destination. This implies that growing intra-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could undermine the class basis of political conflict.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