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民法与经济法规范型构技术的路径分析

规范型构技术 ,是指规范生成的技术规程。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笔者认为 ,规范型构技术有两种 :一为演进理性主义 ,一为建构理性主义。这两种技术与民法、经济法的规范型构具有相应的历史和逻辑一致性。民法与经济法规范型构技术的分野 ,为探寻两者的区别、界定各自的规定性提供了新的分析理路。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科技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分析进路及启示

从法学视角反思"李约瑟之谜"后认为,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虽与其产权制度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宪政主义传统及其理性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外,更要弘扬宪政观念,倡导理性精神,培育法治意识与科学精神.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借鉴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理性主义是自然法思想的精髓。借鉴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对两种伦理观的批判与继承（下）

由于苏格拉底没有规定出善的具体内容,因而就发展为后来的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居勒尼学派和犬儒学派。两派围绕善是什么而展开争论。居勒尼学派主张一种感性快乐主义,它发展为后来的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和近代的功利主义。犬儒学派主张,人要过一种节衣缩食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不受情欲的干扰,而达到一种纯正的理性自由,从而否认了情欲,所以又称犬儒学派为刻苦论。但犬儒学派把人的主观性只是把握为个人的主观性,而没有同客观的社会生活伦理达到统一,认为善恶的真理性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性,因此,这个主观性也就不可能指要遵守合理的社会规…     

从律师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刑法第306条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主要涉及律师刑事责任问题 ,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以刑事立法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为视角 ,探讨了该条的立法缺失 ,对该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并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以及树立正确刑事诉讼之理念的角度出发 ,提出废除刑法第 30 6条之立法建议。     

宪政建构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作为一对互为对立的哲学概念,原旨在于探求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途径和方法。试图通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不同的法律视角来建构中国的宪政,并指出中国宪政建构所应采取的模式,所应具有的理念,以及如何从实证、经验的角度去实现宪政的长成与发展。     

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两条道路

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在经济、社会等许多研究领域有过交锋和争论.马克思和韦伯的学说都深受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发展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来源是黑格尔哲学;韦伯的哲学来源是新康德主义.不同的哲学背景给二者的社会、经济、历史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科学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应客观地评价和吸收韦伯学说的合理性.     

杜威的直接经验主义原理探究

直接经验主义是杜威思想早期的一个概念,也是杜威在尝试着建构自己的经验理论,反对传统哲学的第一步,它是打开杜威"经验论"大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杜威将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通过强调直接经验的直接性、关涉性以及与反省经验之间的连续性,来弥补传统经验主义的缺陷,进而批判理性主义的统治。     

Public Life as Tragedy

Some of the most perceptive observers of public life have emphasised its tragic dimensions, not so much out of sympathy for politicians, but because the lens of tragedy offe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of politics. Here I attempt to synthesise this tragic perspective by employing the comments of those best positioned to identify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public life, its primary dramatis personae. Politics occasionally provides us with the kind of spectacular catastrophe that journalists like to construe as tragedy. But our purpose is to evoke a different, more personal, less visible kind of tragedy: the small but malignant tragedies of self‐betrayal, of inflation of the ego and deflation of conscience, of helpless witness to injustice and misfortune, of status unaccompanied by power or efficacy, of the shrinking of aspiration to the scale of the practicable, of disillusion and, on occasion, of des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