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博弈分析

区域协同立法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立法体制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实质是代表各利益主体的立法机关之间的复杂博弈,既有基于观念分歧的立法理念的“博弈”,也有基于利益冲突的策略型重复博弈。针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应建立学习与交流机制以提升各方对区域协同立法的认知水平,并充分照顾到各方正当利益,以提高各方的协作意愿;应以促进区域市场有效运作为导向规范各行政区的立法行为,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逐步提升协同立法的水平。     

英国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特点的相似性,英国解决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模式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直接适用条约解决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但应考虑我国各法域的条约适用方式,也可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双边安排,分阶段逐步制订统一立法,并可考虑设置协调机构。     

欠发达省区毗邻地区区域协作的问题及对策

欠发达地区毗邻地区的区域协作是该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欠发达省区毗邻地区应采取更加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的协作模式,建立更加开放、富有活力的协作机制。在短期内,应在交通、旅游、物流、信息、生态保护等领域有所突破。应通过灵活的税收、金融和统计政策,对特定领域的投资作出兼顾地区利益分配的政策调节,促进区域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     

华蟾素肝动脉栓塞治疗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 评估肝动脉华蟾素注射液栓塞治疗对中晚期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80例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患者均采用肝动脉栓塞术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给予华蟾素注射液和表阿霉素注射液灌注。治疗前及TAE术后6周,分别采用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ZPS评分标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Zubrod-ECOG-WHO, ZPS）、中文版FACT-Hep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Hepatobiliary, FACT-Hep）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结果 两组治疗前ZPS评分、FACT-Hep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AE术后6 d,治疗组ZPS评分显著改善(P<0.01);治疗后6周,治疗组FACT-Hep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结论 华蟾素注射液肝动脉给药联合碘油栓塞治疗方案可改善中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实水平与未来路径

电子商务是现代经济背景下的贸易新业态,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显著增加;全国网民规模大,网购用户占比高;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迅速,形成电商品牌。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不同地区的电商产品存在差异,其与地区特色产品存在关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聚集了较多的电子商务上市公司和较多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农村电商要素资源整合,构建农村电商体系,打造农村电商品牌;强化与境外电商平台的联通,创建多元化的跨境电商模式;培育新业态,建设示范基地,推动电子商务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强电子商务法治和诚信建设,优化电商发展环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贸易——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一直很低,经济缺少互补性、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被认为是主要原因。哪些因素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东盟贸易相互依赖的深化呢?本文分析发现,虽然从1993年以来中国东盟双边经济互补性有很大提高,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并没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东盟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需要引进经济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与重视推动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对外贸易结构。     

Migration and Healthcare Reforms in Spain: Symbolic Politics,Converging Outputs,Oppositions from the Field

ABSTRACT

Migrants’ healthcare entitlement represents a conflictive issue in the political battlefield, with research pointing towards the determinant role of party politics in determining policy outputs. Addressing the 2012 healthcare reform and 2018 counter-reform adopted in Spain by a right-wing and left-wing government respectively and drawing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parties’ discourses and policy measures, we argue that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long the healthcare-migration nexus were overemphasised to play symbolic politics. Partisan competition had less impact on actual outputs, while clashe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path-dependent practices and opposition from multiple venue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城市群治理绩效何以差异化--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城市群治理是有效化解城市群发展病症的必由之路。但是,从三大城市群治理演化实践来看,在基本趋同的府际合作中产生了差异化明显的治理效应。这是因为城市群有效治理不仅要求不断完善纵横结合的府际合作,而且要求实现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二元配比驱动。要使城市群治理有效运作,必须超越府际合作从而使完善城市群府际合作和激发市场机制活力双管齐下。在此基础上,三大城市群应该分类治理,调适城市群治理中的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配比。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