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我军30年改革的历史回眸

我军对改革本身的思考和认识,对改革规律的探索和总结,是在实践中逐步明晰和高度凝炼的.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军对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的视野不断拓展,从改革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我军改革逐步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改革发展的征途上,我军从中国国情军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走出一条独特的改革之路.改革必须作为长期工程,改革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必须把握和遵循规律.     

军政军民团结50年的回顾

我军始终把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积极支持和参加经济建设、奋勇参加抢险救灾、加强民族团结共建稳固文明的边防、开展军民共建和“双拥”活动作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主要内容, 使军政军民关系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经济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军事上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国内外学界关于1949-1978年两岸关系的研究综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长达30年的武力对峙。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30年内,对台政策是中国政府内政、外交生活的重要主题之一。数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两岸关系、对台政策、中美关系等进行了较为深人、丰富、细致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理论基础。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时代审视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化解就业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五个方面表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就业优先战略的内生动力、主要渠道、体制机制、目标导向五个方面来把握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选择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就业优先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加强公共就业管理和服务、实行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主要措施。     

新视野·新突破·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拨乱反正中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拓了本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共党史学的基本轮廓;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僵化、封闭型的研究格局,向多学科交叉渗透、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开放型发展;形成了一支富有朝气和开拓精神的研究队伍;若干领域的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卓著.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应着重在解放思想、强化理论思维、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面研究、注重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大胆借鉴国内外其它学科的认知理论和研 究方法、改进文风等方面下功夫.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产生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重审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     

近10年唐宋妇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10年来,唐宋妇女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发表论文专著百余篇,涉及诸多层面,主要有妇女地位问题、妇女生活、特殊群体妇女研究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仍需要加强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审视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对组织内部环境有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组织管理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是把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失当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归咎为这种角色外行为的消极影响有失偏颇。管理活动一旦背离组织公民行为内在的道德性,势必会诱发管理困境和成员的消极角色外行为,产生道德摩擦。因之,本文从潜在的道德困境这一角度审视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影响,侧重从成员的心理动机和组织反馈进行归因分析,期待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途径来改善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