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主义的刑法实践模式

重构主义立足于犯罪人与被害者、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强调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此作为无罪认定或从宽处罚的依据。我国刑法有关行政或民事处理前置程序、犯罪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等无罪处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规定,都只能从重构主义才能得以合理解释。刑法是法益保护法,而法益保护不只是指向过去,以确保保护法益被损害后的惩罚,同时也面向未来,激励行为人在保护法益被损害后及时修复。重构主义的制度实践,需要正确对待刑法中的"迷途知返条款"建构,强化犯罪治理上的"协约自治",并在部分经济犯、秩序犯中予以推广,使犯罪治理符合经济发展理性与社会发展理性。     

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及其完善

随着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我国全面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提高当事人质证的有效性,促进法庭实质审查鉴定意见的准确性.但是,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存在着中立性无法确保、作用范围有限等缺陷.为了正确发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我国应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例如明确专家辅助人的首要职责,建立专家辅助人库,强化鉴定中立性原则,确立利益冲突原则等.     

行政层级与政策执行失效

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原因很多,但探究政策执行失效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政策执行失效主要发生在哪些政府中。本文认为,不同的行政层级在政策执行中体现不同的特征,政策执行失效并非发生在所有层级的政府中,而是主要集中在省级以下政府。     

新兴权利论纲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不断展开的过程在法律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各种新兴权利不断展现的过程。新兴权利之新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又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新兴权利的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而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始终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     

论检察机关与公益诉讼——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的惊喜亮点,体现出法治民主的重大进步,并从此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之门。然而,这一条款对公益诉讼主体规定得比较模糊,难以把握。之前认同度极高的检察机关并未获得法定主体资格,这将检察机关已开展多年的公益诉讼探索陷于维谷。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利益衡量的两种知识——兼行比较德国、日本的民法解释学

德国的利益法学派所主张的作为补充法律漏洞方法的利益衡量和日本民法者所提出的利益衡量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但在我国却被不加区分地使用着。我国目前正展开对法学方法论的引入与讨论,究竟应该选择德国还是日本的进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公诉的价值冲突与衡平论略

公诉的价值包括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益.这些价值是可以统一实现的.在公诉实践中,也应当坚持三种价值的统一.但三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应坚持价值衡平原则.     

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目的论

我国反倾销立法新近的修改确立了公共利益审查原则。正确理解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的目的,是正确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提。认为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具有三个目的:加强对反倾销的立法控制;为国内相冲突的利益提供一个协调机制;加强反倾销立法的可合理接受性。     

经济可保利益研究

在一些国家,其保险法律中的可保利益已经或将要从法律上可保利益转向经济可保利益。可保利益新概念带来了某些新问题,尤其是经济可保利益范围的认定问题。经济可保利益外延的判定应当综合运用保险补偿规则和披露规则。可保利益新概念还对保险业提出了挑战,保险业应有合理措施予以应对。无论如何,新的问题或困难不应阻碍可保利益新概念的确立。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

本文从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担保引发的诸多问题出发 ,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立法对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各种限制 ,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文章还对限制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法理依据进行了分析 ,指出虽然严格限制公司对外担保在目前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也存在以后放宽限制的可能。最后 ,文章还对因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无效而产生的相关责任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