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

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每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均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韩国专制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涉及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典型司法案例反映了韩国普通法院及宪法法院在衡平这两者价值间冲突的立场变迁及韩国法院在维护人权和促进韩国民主与法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为中国学界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这样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些许可借鉴的外域经验。     

从就业保障权看我国劳动法

就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保护的工作权的衍生权利。国际法对此权利的丰富内涵已有明确的标准。以这些国际标准为基准,分析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就业保障权的保护程度,并分别从反对任意解雇,限制固定期限合同,提高就业能力三方面对劳动法条文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     

简论公安院校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公安院校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公安教育教学工作中对教师的信念和积极性、教师在困难面前的态度、教学行为成败的归因以及教师的思维模式和情绪调控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安院校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培养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从而提高教师的素质。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世界“粮食危机”对印度粮食安全的影响

2007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及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如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旦印度粮食危机爆发,不仅会对正在崛起的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而且会波及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印度粮食安全,并寻找应对之策。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pril 200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debate on the security dimensions of a changing climat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whether and how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p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which emphasized the threat of climate-related conflict, reflects a discursive shift. We elaborate on two general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which we cal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 Using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that both the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debate and the more recent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iscourse, meaning that a discursive shift has not taken place.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future discursive shift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perspective and argu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 search for an effectiv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算法安全与治理

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化及其在计算、通信、仿真、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信号处理及指挥控制等领域的不断优化,有关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算法安全源自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嵌入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算法安全具有逻辑操纵的政治性、行为影响的颠覆性、场域渗透的隐蔽性等显著特点,并且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具体而言,算法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表现在深刻改变国家间权力结构对比、导致隐性算法依赖和逆向算法攻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算法安全风险逐渐显现,加强算法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结合算法安全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有关算法安全的应对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提高算法风险意识、培养算法专业人才、完善算法监督体系等方式来进行有关算法安全的秩序重构,以强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