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思考与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正在从政策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现实要求政策实施者更多地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经验。新加坡社会管理涵盖发展和依靠社会组织;加强社区民主自治;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强政社互动等宝贵经验。基于上述经验,本文就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可能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有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截然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特征,主要表现为:突出建设的社会性、强调治理的公共性、关注需求的日常性、关涉布局的综合性。这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基本特征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专业化和自主化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论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大数据具有的4V特性决定了大数据技术将从多个角度和层面丰富侦查方式,提高了各类案件的侦破效率;以高科技预防高科技犯罪,做到打击迅速、减少损失,还百姓以现实的安全感;整合多种资源,引导社会运转,预见行为规律,构建令百姓满意的和谐治安环境;让公安工作始终开展的公正透明,百姓享有现实与虚拟环境里的平等权利;提供高效的管理手段和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全面认识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公安工作上台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分析与政府的行为选择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找到调整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而且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为何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实证研究——以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为视角

我国遗弃罪在新、旧刑法典中的位置相异,这导致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构成的解读引起了争论。提倡重新解读的学者们只是基于现有立法现状探讨如何重新解读,而没有探讨其原因。刑事立法、修改、法律解释以及刑法结构的调整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原因。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工会领袖们的困惑:劳动关系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向世界各国工会提出严峻挑战,工会必须进行相应变革,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目标,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协调劳资矛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挑战。     

发展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发展——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转型,社会意识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乃至更为复杂的变化：社会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要力求社会和谐发展,主导意识应该、必须且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协调性、导向性作用。     

理性对待企业社会责任——兼评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

通过对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空洞的宣言,它的价值理念蕴涵在《公司法》中,通过相关的条款予以体现.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该只进行纯理论性的法条解读,有必要将其与实体意义上的惩罚权联系起来,做到理性的对待企业社会责任,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实施.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