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地私有化之批判——兼论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市场的国家垄断,必然蚕食大批的土地,使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如何解决土地锐减和农民生存的矛盾,如何发挥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有人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的法律创新,是唯一符合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昂格尔提出"偏差原则"与重塑民主和市场制度形式的主张.这其中,以对法律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认知为理论支撑点,以权利体系的重新规定为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情境"的相互彰显是昂格尔思想中的核心之一,故以其为切入点,围绕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这一问题,分析昂格尔意义下的"社会情境"的理论内涵和这一场景下昂格尔对法律中权利体系的方案设计,并对其理论构想的成立与否做出评价.     

公民养老权涵义论析

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养老权的权利主体是60周岁以上的公民,养老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养老权的内容包括生活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和受赡养扶助权.养老权具有普遍性、资格性、基础性、社会性、综合性的特点.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法官独立--司法公正之根本前提和司法独立应有之义

法官独立乃司法独立应有之意,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意义重大.针对目前法官权利、义务不一致,法官权利被侵犯的事情时有发生,重新审视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司法独立的规定极为必要.为此,恢复司法独立的本来涵义,从制度上真正实现法官的身份独立、实质独立、外部独立、内部独立,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构筑和谐、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意义重大.因为只有公正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法治视角的社会信用之构建刍议

社会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的信用和政府信用的有机结合.其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体,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社会信用缺失不独为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缺失,政府信用缺失及其示范效应更为强烈.尽管个中缘由复杂,但法制及其整合功能的缺失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法治视角下我们应以强化政府信用为重点,以确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权为基础,以法治的功能性整合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社会信用的良性增长.     

转型期劳工群体性事件的客观成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劳工群体性事件呈急剧增加态势。此类事件的频繁爆发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     

浅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

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它是因果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认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定性研究,是解决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的前提条件。     

社会心理认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和谐,关键是通过认知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干预或消解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以及通过激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行为,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认知的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Covid-19 Pandemic,Social Mitigation and Taxation: The Open Vein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has exposed the vein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ith a socioeconomic disaster looming, social emergency policies seemed inevitable. Yet while governments argue over the continuity of such policies and whether the fiscal rules in place should be respected, no sustainable response has come out. This essay problematises whether the pandemic could represent a critical juncture to forge ahead with political narratives that highlight tax exemption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the rich. We analyse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adopted by Argentina, Brazil, Chile and Uruguay and their repercussions o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progressive tax reforms to fund social sc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