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职权之比较

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用的发挥。应当比较借鉴国外的制度修改完善我国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自侦权、起诉裁量权和公诉变更权,并确立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在近现代大陆法系形成了以既判力为基础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而英美法系则形成了以禁止双重危险为基础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重复追诉问题不利于保障人权,应当予以法律控制。     

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等各个方面,都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理解、把握"有无逮捕必要",是审查批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公诉工作一方面要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要依法、慎重、大胆使用不起诉权;积极、规范适用刑事和解;依法、扩大适用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切实防止不良办案倾向.     

论检察权的构造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的内在需要来进行,以保障检察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充分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从法律监督的内在需要出发,检察权应当具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权能:调查权、追诉权、建议权和法律话语权.在检察权中,这四项权能居于不同位置,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密切的联系,共同服务于法律监督的目的.     

论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各种职权的总称。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总的来看比较科学,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检察权的定位不够准确,影响和制约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在我国权力结构中,应坚持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为法律监督权的宪法定位,并由此提出检察权的合理配置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建议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首先从宏观层面对检察权进行合理配置,增设暂缓起诉制度,完善撤回起诉制度,强化民事行政监督权,赋予民事行政公诉权。     

公诉权能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1978年中国公诉工作随着检察制度的重建而获得重生,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加强而呈现在权能多元化的基础上不断专业化的趋势.但是在实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权能不够细化、专业化无序等.今后,公诉工作必须一方面合理细化权能,同时加强专业化建设的系统性.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性基因”激活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现,在两者机理存在交叠的条件下,探索该制度中内含的协商性要素便极具必要性,而探索的方向则是挖掘"协商性司法"与"对抗性司法"该两类模式间的联系。鉴于我国语境下的"协商"必然从"对抗"中萌芽,且对抗性司法又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的落地为前提,因而,欲使该项制度就其附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演绎,不仅需要与诉讼程序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还应依照不同价值的特性适配以恰当的衔接机制。显然,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有可能为"重罪琐案"中控辩关系的重构加注推力,从而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长期隐匿的"协商性基因"。     

民行公诉制度研究

民行公诉制度不仅是民行检察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也是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民行公诉制度可以完善民行检察的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免受损害，在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垄断损害等案件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构建——论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制度的完善

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监督规则中得到了加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方式增加、监督手段强化等,尤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运行的同级监督制度中。受多种因素影响,法律对同级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级监督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新要求新挑战,除完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多措并举,主动探索和积极拓展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发展的新空间,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