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制度研究

监狱制度是实施监狱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沿用清末旧制,继而又大量沿用北洋政府的监狱管理制度。司法行政部、湖北高等法院及其所属监狱也都制订和颁布劳役、收监与戒护、分管分押、教诲教育等管理制度。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湖北监狱制度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工具,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黑暗与腐朽。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论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

犯罪客体要件对准确定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说的犯罪客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不足以承担犯罪构成要件之重任。为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本文在基本坚持通说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引入法益理论,实现对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并具体阐述了犯罪客体要件的概念以及法益、法益主体、法益侵犯以及法益受到侵犯的程度等犯罪客体要件构成要素。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类型分析

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已成为一种新的诈骗犯罪类型。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信息,以骗取手机用户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文从手机短信诈骗的犯罪构成、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入手,对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类型进行探讨。     

和谐社会构建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综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新的特征。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理论界就“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专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加强刑侦"三基"工程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整体水平

公安部将2006年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打牢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提高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如何把握这一机遇,深入开展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真正实现“固本强基”的根本目的,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侦部门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抓好刑侦“三基”工程建设,应重点在深化认识上下功夫,切实增强抓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科技强侦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侦查破案的科技含量;在信息导侦上下功夫,努力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在刑侦专业基础上下功夫,增强破案打击的发展后劲;在教育培训上下功夫,努力适应新的执法环境。     

探寻市场规制法中比较广告行为的立法基础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比较广告行为,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因此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比较广告时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其结果是大部分比较广告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有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比较广告在法律层面上合理界定.从市场规制法的视角论证了比较广告行为,为比较广告立法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试图在经济法之市场规制的背景下为其探寻立法基础.     

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探析

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不仅是解释个人加入职务犯罪亚文化群的原因,也是连接个人、群体、社会的纽带,还是连接职务犯罪亚文化形成理论和传播理论的桥梁.但是,我国现有犯罪学理论对它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不仅没有功能对象的区分,也少有功能性质的辨别.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依不同对象和性质进行分析.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