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

在复议改变之诉中,作为复议被申请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机关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当下制度设计已为复议被申请人作为第三人留有空间,符合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目的与价值取向,可为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提供新路径,行政隶属关系并不排斥复议被申请人的诉讼第三人身份,符合“有利益就有参与”的基本法则,复议被申请人与复议改变之间有利害关系.利用制度空间和既成之诉“一并审查”、“附带解决”相关问题已成诉讼经济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诉讼制度实践的普遍做法,我国应逐步确认和拓展法院在行政权限争议诉讼调处中的能动作用.     

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

我国交强险对于交通事故中的保障对象仅限于是除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以外的其他受害者，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赔付的范围也仅是包括了财产损失中的直接损失，这种做法不能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损害赔偿责任的证伪

第三人干扰他人婚姻关系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我国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然而,通过对台湾法和德国法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得知,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实际上是由一般社会观念及民众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中所体现的法律价值、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制度的目的、负面风险的发生以及干扰婚姻关系行为的价值评判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不应当要求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此同时,笔者也对受损害配偶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张力关系的科学形塑

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民族特色就是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张力关系，是理论的普遍性通过民族国家实践的特殊性得以呈现，并且赋予理论新的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争论其实是政治与经济因素双向同构的结果，批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概念于理论或实践都是不可取的。民族特色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指称，也应该包含民族国家、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相结合，不仅仅赋予民族性的表达形式，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与现实实践的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必须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具体形式中才能加以表述；另一方面，综合考虑民族特点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质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新的民族性内容。     

逻辑技巧在法庭辩护中的运用

法庭辩护是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也是法庭辩论中一门不可或缺的综合艺术,是科学性、艺术性和法律性的有机统一,辩护的逻辑技巧和谋略是发挥辩护制度优势、实现辩护目的的必要条件,运用好辩护的逻辑技巧对于准确认定和处理案件、成功诉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和繁重 ,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必然走向多元化。从发展趋势来看 ,公民社会将不断壮大和成熟 ,大量公共事务应由社会来自行管理 ,一些特定事务才由政府组织承担。自 1970年代以来 ,与政府 (公域 )、市场 (私域 )相对应的第三部门 (第三域 )在全球迅速壮大发展 ,它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 ,成了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又一基本组织体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迅速发展 ,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各种新经济社会形态蓬勃发展,在理论、政策和制度层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本文在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发展和主要观点进行综述和厘清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来实践领域的新发展和新需求拓展了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将其界定为丰裕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并达成人民美好生活的命题;随后在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第三次分配的特征,并就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政策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Why Foundations Flourish: A Comparative Policy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Policy Support for Foundations across Countries*

Abstract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have bloomed since the 1990s, contributing to the expansion of third sectors worldwide.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conditions that shape the development – size and structure – of foundation fields across countries. A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encompassing key dimensions of policy support – policy milestones, levers, and alternatives – is proposed and applied to five south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lthough Spain, France, Italy, Belgium, and Portugal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clustered under the same corporatist foundation model, their foundation fields vary widely in terms of size,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