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的选择

宅基地使用权禁止流转制度无疑成了宅基地发挥其土地价值的巨大障碍,实践中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宅基地使用权的＂隐形市场＂,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通过房地分离和设立法定租赁权,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及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等配套措施,以较少的成本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较为合理的方案。     

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

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立案程序在司法行政管理体系上独立于审判程序而在功能上与审判程序混为一体,在当下大调解模式下更与诉外解纷程序之间混沌不清。本文以区分司法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为基础,强调立案程序在区分咨询性质的起诉与起诉意向明确的起诉时不同态度,同时确立了我国诉讼要件审查标准,即须有争议存在,且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和法律性,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将非典型案件逐步转化为具有可诉性的案件提供可资参考的抽象标准。     

论回避宪法判断原则

作为"权利的宣言书",宪法最明快地保护人权,理当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即使在宪法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法院在引用宪法上也恪守消极主义立场,尽量回避宪法性判断,在法律层面上处理案件,充分尊重普通法律的稳定和立法权的独立.然而法律的制定常受现实的影响,从而忽略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盲目坚持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就会姑息纵容损害基本权的立法行为.所以当基本权受到明显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时,各国法院仍会积极适用宪法判断.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适当借鉴,以应付以宪法为诉讼依据的案件和事件.     

公正立法与立法公开

公正立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立法理念,在追求立法价值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立法程序的公正和立法结果的公正。公正的立法是在公正价值的指导下通过公正的程序而实现的。立法公开不仅是程序公正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向公正立法的重要途径。     

试论依法行政原则在我国的发展

依法行政原则自传到我国并发展至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依法行政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而且官方文件普遍采用广义理解;二是对＂法＂的理解,在实践中对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过于强调,对行政立法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监督的忽视和缺乏。通过对这两个特点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关键任务是摆脱寄希望于行政机关自觉依法行政的惯性思维。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其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     

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中存在不少法律拟制规定,其出现的根本缘由在于立法者通过影响刑法规范来贯彻某种能够满足社会特定需要的政策和意图。将特殊盗窃归为盗窃罪的牵强与异常,以及立法者基于某种社会特定需要将严厉惩治和打击盗窃行为的政策和意图注入刑法使得特殊盗窃犯罪化等,正是《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特殊盗窃行为的定性中存在法律拟制的根据所在。然而,法律拟制天生存在着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如忽视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悖于实质正义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等,因此,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界域内对修正案规定的特殊盗窃进行严格的解释或限定。     

论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法中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近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与如实告知义务有关的保险人拒赔纠纷或投保人骗保案件不减反增。因此,透过这一表象,有必要对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性、规则的可行性等深层次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并对我国立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建言献计,以期对我国的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构建有所裨益。     

累犯的前提条件：犯罪还是刑罚？——对《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用语特征能引发我们反思通说对累犯前提的界定。通过语义分析,《刑法》第65条的＂但书＂仅对后罪起限制作用。从实质层面分析,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不是累犯的本质特征,累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的自由刑钝感。因此,累犯前提条件的重心是受刑的经历,累犯并不关心前罪的罪责类型与主体年龄。作为过失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结果的刑罚执行,也可以作为累犯的前提。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