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形态转型视阈中的中国民主文化发展

民主文化指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构成基本规定,并从总的趋势上作用于民主文化转型.中国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民主文化转型有赖于社会交换形态转型的支撑.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早于大陆，早在上世纪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文章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台湾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台湾当局成功采取针对性政策，实现了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对外投资延长了产品寿命，克服了通货膨胀，通过教育改革提高了人口素质，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使台湾经济成功克服挑战，给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启示。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转型背景下的道德失范与青少年行为失当

中国作为具有独特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社会转型背景下，必然会出现由经济快速转型而导致的社会失范，尤其是道德失范。而在社会道德失范情况下，道德的社会维系功能减弱甚至丧失，并作用于青少年，导致青少年行为失当。该文拟对社会迅速转型所引发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道德失范与青少年行为失当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从预防青少年行为失当角度对道德重建提出构想。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中国在成功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背景下,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巩固战胜国际金融危机成果,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举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不断进行自主创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     

论民主转型烈度

把烈度的概念引入到民主转型过程的比较研究之中，提出民主转型烈度这一概念，是对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对民主转型的国别比较更具有可操作性，大大增加了结论的说服力。民主转型烈度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可执行的指标体系构成的。通过对民主转型烈度的测评，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进行级别划分，从而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普鲁士式道路”的典型性问题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把“英国式道路”看作是现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态，而把“普鲁士式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这种改良的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不仅使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战结束后，东德通过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的道路”走向历史终结。德国实现统一后，德东地区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西德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而是继续保持大型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转型速度、局部改革与转型方式的选择

国外学术界把渐进方式和激进方式看作是殊途同归的道路,其理论基础源自狭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缺乏对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影响了转型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认识的深化,束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理论创新的科学视角;而且还存在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次序性等一系列转型战略的理论差别,由此产生了转型国家不同的实践绩效和转型后果。这些转型理论范式及其理论教条,忽略了对真实转型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仍然在影响转型国家转型深化期的改革实践和转型策略;容易受到西方转型范式的操纵和逻辑引导。因此,转型深化期的中国必须慎重反思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以及转型方式的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的"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的转型模式。     

论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兼论犯罪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犯罪学研究成果应当及时转化为刑事立法、刑事政策、实务部门的具体决策以及社会公众防范犯罪的方法、手段等,切实发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作用,充分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当前,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面临较多的实际困难,关键在于研究成果的研发机制、中介机制、评价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脱节,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大力推动犯罪学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