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是党依法执政的核心

依法执政，主要通过立法机关依法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政府机关的依法行政对实现党的依法执政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依法行政不仅是依法执政的当然构成要素，而且是实现依法执政的核心与关键。     

汪洋：掌握文化发展文化传播主动权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汪洋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既要巩固传统，又要培养新锐，既要在国有体制内改革，又要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形式产生、培育、壮大的条件，掌握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的主动权。汪洋对进一步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构建务实的法学案例教学观

面对国家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开创适应新情势下的教学模式已成当务之急,而与这种强劲势头格格不入的是传统教学模式僵化刻板的嘴脸,难以适应用发展的观点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纷繁与复杂,所造就的产品就是一部分具有高学历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亚文化人。要避免类似情况兹生,应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出发,采用教学形式、内容设计以及师生互动三位一体的视角来诠释这一教学模式,呼唤秉承传统精华并具鲜明时代感的教学模式国度的早日到来。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活力——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继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之后党中央的又一个专门的纲领性文献。《意见》全面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成功经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规范性思考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存在着故意说、过失说和复合罪过说,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故意"与"过失"形式,同时结合污染环境罪所体现的因果关系直接性与必然性的犯罪特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当是故意。主观内容为直接故意的污染环境罪与它罪形成了法律上的竞合关系,处于半独立法律状态;间接故意形态下污染环境罪则完全处于独立的法律地位。     

基于和谐社会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转变

就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是它的主要目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也因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获得更多契机。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简要阐述了基于和谐社会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及意义,并主要针对基于和谐社会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转变的有效途径进行了探讨分析,以供广大政工人员参考。     

关于我国建立婚姻登记实质审查制度的分析

我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结婚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方可取得合法效力,但是对于登记审查却仅限于形式,导致关于婚姻登记效力的案件层出不穷,个案中结婚的实质要件与登记程序都出现过,各个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态度也大不相同,这既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也无疑有悖于我国的法制统一,建立婚姻登记实质审查制度的必要性日益明显.     

德国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与实践

行政形式选择自由是德国法中一个古老的问题。相关学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先后经历了"国库行政"和"行政私法"阶段,现今又受到"新行政法学"的影响。各派学说交锋的核心始终集中于行政形式选择自由存在的前提以及应受到何种限制两大问题。目前,行政形式选择自由已被德国学界普遍认同,且将合宪性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而在法律实践中,立法者和行政者均享有行政形式选择自由,当行政者选择以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时,除适用私法外,还需受到公法之补充适用。行政形式选择自由学说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行政法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刑法解释论

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依据构成要件的解释目标是针对立法原意还是法律规范的客观含义,可将刑法解释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刑法解释应当二者兼具,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理论界依据刑法解释是否只能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形成了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但二者在刑法解释的本质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根据犯罪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还是对法益的侵害,可将违法性认识分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我国刑法应当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逐步适当发展行为无价值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