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对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诉讼或行为人有诉权而滥用这种诉权恶意提起诉讼，以追求达到该诉讼程序以内或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一种陧权行为。     

浅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保护非常不利。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建立科学的划分标准,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能实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诉权保护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     

血缘视角中的刑事诉讼立法

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中有重要地位 ,涉及到刑事诉讼的受理、回避、管辖、证据、判决和执行。经过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洗礼 ,血缘关系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作用显著地降低了 ,这既是一种进步 ,也是倒退。     

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 ,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 ,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 ,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应该按照检察机关就是公诉机关的思路去改革司法制度 ,建立以公诉机关为核心、主导的审判前程序 ,同时改革现行的逮捕和其他侦查措施的审查批准制度。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法律尴尬与合理解脱——兼论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若干法律适用之尴尬。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公民诉权的保障研究——宪政的角度

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公民权利最重要的保障手段,应该成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本文从宪政的角度对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法理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分析了我国诉权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     

股东新诉权的行使困惑与应对机制——从新《公司法》的派生诉讼谈起

2005年10月27日，我国新《公司法》几经修订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新《公司法》首创了一人公司、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新制度，同时，对于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也有许多新的创立。它首次明确了股东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弥补了旧公司法存在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派生诉讼制度的空白，为中小股东行使权利，保护权益设立了法律屏障的保护。但同时，我们在为此欢呼的同时，也应用理智的眼光、冷静的态度分析这一新权利的行使所面临的困境，并着眼于如何应对．这对于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有效而必要的。本文着眼于派生诉讼的制度规定．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探讨。     

律师费用承担与诉权博弈导向

1960年，科斯发表了被张五常称为“石破天惊”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这不仅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掀起一场席卷欧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法律经济学运动。该文分析了一位放牧牲畜的牧主与相邻的一位种植作物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以此为例说明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道理，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责任规则的改变不会影响资源配置。例如，只要满足了该定理的大胆假定条件，即零交易费用，这一定理预测，让牧主对自己侵扰他人之牲畜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不会使牧主减少自己的牲畜数量，他或是建立更多的栅栏防止牲畜越界，或是更注意看管他的牲畜。总之，牧主会有法律上的激励，采取一切成本合理的措施来控制自己的牲畜。但是，如果法律不要求牧丰承担这种侵扰的责任，科斯推理认为，潜在的侵扰受害者就会付钱给牧主，让他来采取同样的措施来防止这种侵扰。     

论刑事诉讼中的应诉权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抗意味十足的诉讼活动,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全面对抗正是刑事诉讼本质的体现。刑事程序的展开也是在这种对抗中完成的。当然,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应诉权有必要厘清应诉权与人权、应诉权与防御权,应诉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此外,确立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对抗关系,必然会带来刑事诉讼观念、刑事诉讼构造、刑事侦查体制以及审判方式的变革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