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是毛泽东一生遵循的读书之法。"先博而后约",就是先博览群书,广泛地去读,在此基础上,再去读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比较喜爱的书;"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读中国的书,在熟悉、了解本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去读西方国家的书,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我所用;"先普通而后专门",就是先读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     

分享经济视角下网约车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网约车是"互联网+"的产物,是一种有别于"经典市场交易"和"科层式企业"的新经济业态。网约车服务通过对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实现了车辆的"去专用化",使用而非占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易实现,在提高资源使用率、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推进交通出行领域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一次生动实践。《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套用旧有出租车规制模式,以"类比规制"的方式对网约车实施监管,制约了分享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看,传统出租车行业与新兴网约车行业的利益之争本质上是既得权与发展权的冲突,政府对出租车的行政许可并不意味其可以免于网约车的竞争,对网约车设置相对宽松的准入门槛和规制模式,并不构成对出租车平等保护权的侵犯,创新网约车政府规制模式具有现实依据和法律正当性。     

文明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以教廷多罗使华的中国"礼仪之争"为中心

1705年罗马教廷多罗使华是康熙年间中西关系的重要事件.多罗与康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冲突,彰显了自利玛窦入华以来耶稣会士传教的"适应策略"与教廷坚持原教旨路线论争的矛盾升级.挖掘中文档案文献材料,对多罗使华的整个使华过程,特别是多罗在京期间与清廷的交往、康熙谕令在华传教士"领票"政策出台及其实际情形做了细致的评述.罗马教延坚持原教旨的立场最终迫使清廷采取"禁教"的举措.     

以问题为导向改进人大监督工作

<正>人大的权力为民所授,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如何破解人大地位虚置、权力虚化、程序空转的"两虚一空"问题?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拓宽监督渠道,突出监督重点,优化监督程序,监督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抓实监督工作环节——选题,在把握方向上下功夫。监督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多。如果不分轻重缓急、面面俱到,势必造成顾此失彼,监督效果难以得到保证。为此,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在谋划监督议题时坚持突出重点、少而精的原则,     

腾出时间做一个真正的领导

古罗马哲学家马克·奥勒留的著作《沉思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事情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他由此得出结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应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又在做无用功了？”     

“专制”与“进步”——对费耶阿本德无政府主义科学理论的解析和批判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中从来不存在普遍的非历史的方法,所谓科学的进步常常是以"诡计"和"欺骗"等手段来实现的,他不认为一个理论取代另一个理论是因为理论上本来就有的更可以解释世界现象的优势,而把它的转换归结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从而得出"怎么都行"的错误观点。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得出适合社会发展的理论,才更有可能被发展着的社会接受。片面地强调怎么都行,只会让更多理论成为炮灰,很多科学家的努力和汗水付诸东流。     

依法依纪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鲜明地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王岐山同志在2014年10月25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事业发展,既要求管好党、治好党,     

网约车法律制度的合宪性审查——以北京市为例

自从网约车进入中国,人们的出行方式和市场经济都受到巨大冲击,随即陆续出台了规制这一新生事物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类法律文件。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早在征求意见之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细则作为地方性法规,存在立法依据不充足之嫌及部分内容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瑕疵。反思其中问题,应通过强化文件立法依据、完善监管模式等途径,寻求更加规范的网约车市场秩序。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