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警醒：社会应当弘扬生态道德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震动了人们的思维神经,使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非典”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非典”促使我们警觉和醒悟:人类只有弘扬生态道德,做到“天人相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像“非典”病魔这样的灾祸发生,从而保证和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文明程度。 一     

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问

刑事政策决策者面对自由、秩序、正义、效益等价值 ,必然有所选择 ,古典主义的刑事政策、实证学派的刑事政策和新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 ,制定刑事政策理念和基础不同 ,因而 ,呈现出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求路径。     

前后左右看死刑——《刑法》理论与实践“四人谈”精选

郎胜:死刑这个问题,的确是像大家刚才讲的涉及到一个死刑政策的问题,而死刑政策实际上涉及到死刑效果的一个评价问题。应当说,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一般来说是重于其他任何刑罚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切不能过分夸大死刑的效果,切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死刑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存在负面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有些罪,如不适用死刑,的确很难起到威慑的作用,但是有些时候对于某些罪,对于某些案件,如不适用死刑,也并非不可以,有时候如不适用死刑,可能起到更好的效果。现在回头来看,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实行了慎杀、少杀这样的刑事政策…     

SARS危机是建设现代化政府的生动教材——SARS危机的反思

在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后,知识界目前结合SARS带来的影响,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政府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角色定位、职能功能、行政方式、法制理念都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引发了社会更大范围的思索。我过去十多年从事社会学、行政学教学科研工作,仅从这个角度结合党的十六大精神谈几点思考。     

日本“大地”号陆地观测技术卫星

当地时间2006年1月24日，日本陆地观测技术卫星“大地”号搭乘H2A运载火箭，从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小康门源”建设步伐

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的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有回、汉、藏等21个民族。以农为主，农牧结便．多民族聚居，“十五”以来．门源县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富民强县、建设小康”这个主题．努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保持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谐稳定的良好势头。     

“左”倾错误与国民党两个高级军官的毙命

一1931年,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的双桥镇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岳维峻,字西峰,陕西蒲城人。岳少时习骑射,有侠气,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关中反清起义,后入陈树藩军中之教导营,与胡景翼等参与讨袁、护法诸役,岳任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后为国民二军总指挥、师长     

壮歌响处面貌新——胶州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巡礼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 胶州市充分发挥基层与群众联系直接的优势,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条主线, 通过深入实施“做群众满意的党员,创群众满意的组织,办群众满意的实事”这一主题实践活动,建立和健全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考核体系,激发了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党员发挥作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解决难点热点问题、新农村建设示范带动、弱势群体帮扶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探索,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真正实现了“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国外加强自主创新的政策

美国：它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每届政府力图保持其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地位，这在克林顿时代就写在了纲领上，在所有领域都要保持领先地位。重视科技发展，制定新的科技政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出台科技计划。美国科研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2200多亿美金。同时在克林顿时代，著名的国家基础信息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纳米创新计划，不仅对科技，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影响，同时，大力支持民用工业技术创新。克林顿时代为了重振制造业，     

“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林枫在“大跃进”年代谈教育报道

今年,是林枫诞生100周年.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林枫.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晋西南到晋西北,再到晋绥解放区,我都在他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建国以后到了北京,1957年秋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正在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1959年3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组成员.因此,每逢在编辑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就去请教他.尽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于我历次提出的约谈的要求,他总是慨然应允,及时安排时间.每次他都亲切接谈,谆谆诱导,发表引人深思的精辟见解.我带去请教的一些难题,总能得到圆满的回答.有时看到我们报纸上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他也主动地打招呼,提醒注意,及时纠正了出现的差错.他不单是对文教方针宣传中的问题提出意见,有时还就报纸编辑业务方面给予富有卓识远见的指点.这种交往前后持续10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前后10年,从林枫同志历次谈话中得到的教诲和启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