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不起诉探析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刑事不起诉概念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作了分析,使有关的理论问题得到清理和明确,并运用抽象概括的理性分析方法,进一步阐明了不起诉的概念。笔者期望,这些分析将有助于刑事不起诉理论范畴问题的深入研究,并最终有益于中国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创新,及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重建。     

被害人“有案不报”调查

问题的提出众所周知,犯罪被害人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守门人,社会治安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配合。许多犯罪案件是由被害人报案而进入刑事诉讼的,许多犯罪线索也是由被害人发现并提供给公安机关的。当公众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是法律赋予并受法律保护的被害人的权利之一。正确地行使这一权利,对于及时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股东知情权问题的再探讨——以S市J区法院股东知情权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在公司类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在司法实践中,股东与公司之间往往就知情权的主体、查阅的范围、查阅目的的正当性等存在争议。通过《公司法解释四》施行后3年内S市J区法院受理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样本分析,法官股东知情权案件时应从股东知情权的主体、知情权的权利范围、查阅会计账簿目的的正当性审查等方面进行梳理。     

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辨析

主权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石。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的各项原则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原则,各国均应当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国家主权相关联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国际社会的限制,受到一些一般国际法原则或制度的冲击,国家主权权能和管理职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让渡和转移,但这正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是国家主权的延伸。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事项,不能代替或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对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健康文献的研究

“不健康文献”是指那些含有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内容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容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物品。根据不同的记录手段和读取方式 ,不健康文献可以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视听型等。不健康文献的传播渠道可以分为信源渠道和信道渠道 ,除此之外 ,不健康文献内容的传播还可以通过非正式方式进行。     

对不健康文献对未成年入犯罪诱导情况的调查

不健康文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大部分表现为间接影响。未成年人接触不健康文献的年龄段集中在 12周岁～ 16周岁 ;他们喜欢接触描写凶杀、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不健康文献 ;所接触的不健康文献既有合法的 ,又有非法的 ;主要通过影院、录像厅等场所接触视听型不健康文献 ;他们接触不健康文献后有强烈的模仿愿望 ;加之管理者对其管理不力 ,致使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     

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