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国化考证与疏义

"Diktatur/Dictatorship"一词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外辞典中被译作"主国之职"或"独裁官之职"。马克思主义德语原著术语"Diktatur"在十月革命实践推动下进入日语,日本社会主义者按早先传入日本的《英华字典》模式造词,以和制汉字词"独裁"对译,并会通英语词"Dictatorship"。留日旅日中国人早期多采用"独裁"译法,同时还配词"专制"、"专政"、"专断"等对译英语、法语文献词。中共成立后,直接从德语母词和俄语母词"Диктатура"翻译。"独裁"、"专断"、"专制"和"专政"作为语素与"平民"、"劳农"、"劳工"、"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词搭配,形成"平民独裁政治"、"劳动者专断"、"劳动独裁"、"劳农专政"、"劳工专政"、"劳工阶级专断政府"、"无产阶级专断"、"无产阶级专制"、"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无产阶级者独裁制"等"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多种译法。"Proletarian Dictatorship"在中国经历了从多种译法到统一译法的概念发展史,并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中国化延伸,"专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蕴含的“营养剂”及其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战略要求。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蕴含着促使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锻造优良作风、增强过硬本领、培养战略思维、培育群众观念的"营养剂",充分运用其"营养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关键所在。     

新中国70年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作为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安排,是各个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项改革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其中的主要的问题有"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发展关系的维护、耕地保护制度的强化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等。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精准掌握此项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抓住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注重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