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斗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动力,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革命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伟大斗争"也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伟大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在"伟大斗争"中炼成的。今天,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斗争的风险越大。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打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王金林:群众肯定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王书记,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现在我一个月包吃包住还能拿到4500元工资,改天一定来当面道谢。"3月28日,榕江县水尾乡水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金林接到村民王金银打来的电话。因疫情影响,王金银迟迟没能外出打工,心里很着急。王金林知道后,第一时间与榕江县派驻广东省东莞市榕江劳务服务站对接,将王金银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最终王金银被东莞本玲科技有限公司录用。     

“两区”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我国制度型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北京“两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北京将“四个中心”功能有机融入“两区”建设当中，进一步发挥其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红利。北京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试点城市，负有引领地区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道路的重要使命，在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中，不断聚集有利要素，建设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两个大计”的论断笔谈

<正>主持人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简称"两个大计"),这一全新的表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虽有不同的收获与体会,但在认识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两个大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对自身教育使命的全新诠释,这一"全新的诠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传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关注当下的使命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放眼未来的使命追寻。本期推出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李金林教授及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ZDZB04)课题组成员的三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使命传承""使命自觉""使命追寻"三个方面分析了"两个大计"在"过去""当下""未来"之深刻内涵。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国内外实践与思考

青少年作为毒品使用的易感人群,国内外皆注重针对其的毒品预防教育。相比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6·27"工程为抓手,具有源头预防以学校为主阵地、运作方式自上而下、治理机制采用社会联动形式、实践创新百花齐放等特性。为使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国家应从构建毒品预防长效机制、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并重等方面努力。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