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书写“强富美高”新南京奋进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谆谆嘱托,为江苏发展领航定位、指明方向。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必须强化担当、坚决落实、走在前列。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作为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的具体实践,作为落实省委“六个高质量”部署、谋划推动新时代南京发展的首要前提,确立“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城市发展愿景,大力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南京奋进篇章。五年来全市GDP连跨五个千亿元台阶,2019年增长8%,连续11个季度保持在8%以上,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特大城市、发展质量越来越高的中心城市。对南京的发展成绩和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     

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坐后排”现象的实证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坐后排"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成为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因素。课题组经实证研究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坐后排"现象较为普遍,该现象的成因在于学校教学管理有偏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导性发挥不够、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体性不强。应对这一现象,学校管理部门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给予支持与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增强职业素养,大学生要加强自我管理。     

数字浙江

13114亿元2020年一季度,浙江生产总值为13114亿元。738亿元2020年一季度,浙江共为各类企业减轻成本负担738亿元。4.20万亿元截至3月末,浙江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2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808.28亿元,增速7.17%。10万余件目前,浙江共办理“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10万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