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     

“平安 安全守望小组”——新加坡社区反恐的重要基层组织(编译)

武力与反恐之间的必然联系已成为各国警方的传统定式思维,然而在对恐怖主义采取严厉武力打击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武力反恐并不十分奏效,武力反恐只是反恐过程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手段。全面审视反恐工作,认真总结反恐经验,人们开始意识到制度反恐的重要意义。作为典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平安、安全守望小组"的社区反恐措施为人口密度较大、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我国在制度反恐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略论私自录音、摄像与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微型话筒、针孔摄像机、可拍照手机等录音、摄像设备的不断普及,私自录音、摄像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到公民的隐私权。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隐私权的规定尚不完善,有关私自录音、摄像行为侵犯隐私权的立法严重不足。我国应在法律层面明确公民的隐私权,并在民法、刑法中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予以规制。同时,加强行政管理,对录音、摄像设备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提高公民个人防护意识,以保护个人隐私权。     

河北沧州市:评选“沧州好人” 引领社会风尚

正河北省沧州市开展的"沧州好人"评选活动,始于2007年,至今已评选七届,累计评出"沧州好人"3800余名。其中,145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6年来一直引领全国地级市之先。河北沧州地处燕南赵北,与齐鲁接壤毗邻,深受两大文化脉系影响与熏陶。其中,燕赵大地的仁厚诚朴、重信崇义、慷慨忠勇,与齐鲁大地的仁、义、礼、智、信儒家文化,经过千百年融合,孕育了沧州民众独特的侠肝义胆、豪放实在与古道     

以“亲亲相隐”促进社会主义良法之治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法律制度;良法之治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追求。尝试探讨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良法之治的结合,以亲亲相隐来完善和促进良法之治。同时应摒弃亲亲相隐的封建色彩,让良法之治赋予其现代性。     

论内幕人员的认定——古典特殊关系理论对认定中国法内幕人员的借鉴意义

内幕人员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要主体。内幕人员是指由于与证券公司存在任职、业务关系或对其履行职权而可以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美国法中将这种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关系称为＂古典特殊关系＂,并确立了以＂古典特殊关系理论＂追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责任的原则。应借鉴＂古典特殊关系理论＂,以通过任职等合法关系获知内幕信息作为界定该类人员的特征的基础,并以之对中国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人员的范围进行扩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日益形成的农耕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是实践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文化也必然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这些相通之处对接,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民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     

“亲亲相隐”现代化的一种途径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规定,在现代社会却销声匿迹。虽然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提议有选择性地恢复这一原则,但法律规定方面却一直处于＂安静＂状态。本文首先对我国古代社会的＂亲亲相隐＂做了简单地介绍,然后结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提出一种部分恢复亲亲相隐的途径。     

民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有效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办高职院校发展如雨后春笋.在与公办高校一同发展的同时,由于我国国情和民办高校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学生不仅有公办高校学生相同的思想与行为上的特点,还有民办高校自身思想与行为的特征.因此,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受到我国教育领域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