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二条的完善

尽管学界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一般条款地位尚存争议,司法机关业已开始运用该条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呈现出的新形态进行裁判.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条款,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构,将《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予以合并表述.合并后的一般条款在对竞争行为正当性进行评判时应考虑行为损害的法益和造成的后果,兼顾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在具体案件中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阐释.     

论一般法律会话含义推理及其有效性

一般会话含义推理是推出说话者的一般会话含义,促进对话者之间达成理解的推理.它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合作原则的遵循.正是因为合作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适用,一般会话含义推理才作为一种法律推理方法存在.相对于关于前提和结论的演绎、归纳等推导方法,一般法律会话含义推理是将推导融入对话过程的理解方法,是实现个案正义的必要方法.一般法律会话含义推理的有效性以逻辑有效性为基础,以程序有效性为核心,以语言有效性为前提.     

制定我国人格权法应当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

《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法就是中国人格权立法的“中国模式”,具有先进性和领先水平,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坚持这一传统,制定专门的人格权法编,并且规定好一般人格权,尽可能详细地规定好具体人格权。     

有限遏制:一般预防的局限

重刑威吓论与古典功利论对刑罚一般预防作用的夸大与迷信导致了一般预防论曾一度遭到挑战与否定。当代一般预防论者在肯定刑罚具有一般预防功能的同时也承认其局限性。他们普遍认为,一般预防的局限性表现在多方面。本文介述了被当代一般预防论者所公认的一般预防的局限性的5个主要方面,即对不同的人的效果不同、对不同的犯罪效果不同、在不同地域效果不同、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效果不同与因执法的严肃程度不同而不同。     

略论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和艺术

在现阶段,正确处理突发事件是领导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本联系领导工作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处理突发事件一般方法和艺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试图大体勾画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论框架。     

从一元到多元:一般预防论的流变

本文考察了一般预防论的历史演进过程 ,认为重刑威吓论是一般预防的初始形态 ,古典功利论是一般预防论的近代形态 ,多元遏制论是一般预防的当代形态。重刑威吓论相对于等害报复论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是 ,其因易于导致严刑苛罚、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以及不合效益观念而具有不合理性 ;古典功利论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重刑威吓论的某些缺陷 ,但其将所有犯罪均视为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显然失之片面 ,且未能彻底消除严刑苛罚的危险以及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多元遏制论因未将一般预防限于威吓而趋向于对一般预防作用的全面揭示 ,克服了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之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片面性 ,且因兼顾报应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报应论的责难     

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滥觞于中唐 ,于宋、元形成制度 ,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该项制度的产生 ,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维护宗法家族利益精神的影响 ,也与维护乡党利益、处理相邻关系及其些赋役征发的法例和习惯等因素有关。该项制度与中国古代国情基本相适应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与议题优先权竞争——一个政府绩效指标议程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地方政府绩效指标议程是中国场景下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动态过程,各利益群体对议题优先权的激烈争夺给决策者带来了指标治理的实践困境。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府指标治理的研究大多关注指标形成后的指标治理结果,较少从信息理论视角分析指标生产环节的动态化运行机制。本文以A省政府考核指标议程为例,发现在二元优先议题的差序格局下,由于信息处理不成比例,指标备选议程、指标确定议程和指标调整议程出现了指标入口"把关难""确定难"和"退出难"三重困境。决策层运用指标申报制度化、指标评审制度化和指标实施效果评价制度化破解了困境,让生产出的年度指标体系成为决策层、政府部门、基层政府、专家智库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偏好达成一致的优先议题结果。本研究用决策者对信息处理的不成比例来解释指标治理过程中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内在逻辑,并为解决政府指标议程困境提供了制度性的解决对策。     

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不得定罪处罚。③概而言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罪刑法定”之“罪”的含义 依据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我们认为,“罪刑法定”之“罪”,是指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且,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来看,罪刑法定原则中“罪”应指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较为明确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     

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

比例原则的思想在早期建立三个共同体的基础条约中只有有限的表述,是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使比例原则被广泛承认为欧共体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也在后来修订的欧洲共同体条约第5条中得到了反映。比例原则在反倾销领域主要被用来挑战共同体机构的反倾销措施,但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适用比例原则表现出极大的自我克制。考查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情况,就自然会得出需要加强比例原则在此问题上之适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