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

精神障碍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始终是一个困扰刑事司法理论与实务的难题,近年来的一些争议案例与此都不无关联.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通过分配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责任进而间接回应了精神病问题,然而这一条款纵然有值得称道之处,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公诉方固然应当对此事项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辩护一方也需要完成适当的举证行为,以支持自己的主张.     

民警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不可忽视

公安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值．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日益艰巨复杂．公安队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日益增多．民警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公安民警间和谐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建立民警间和谐关系．有利于民警身心健康．有利于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质量出问题 责任追到底

在一些地方，由于工期赶、造价低、监管难，保障房质量问题频发。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强调，住房质量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放松，     

交强险的功能定位及其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制度背景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侵权责任法》共同构成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制度背景。以这些立法为背景,此类案件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态:首先,法律关系多样化。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强制保险关系、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又涉及到侵权责任。其次,由法律关系的多样化带来了法律适用的多层次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探析

道德分为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两类,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思考与普遍道德思考区别开来的"君主道德"就是责任道德。而绝对道德并非只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它在国家政治和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必须区分政治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在评判政治行为时,应用政治标准去审视,同时,要警惕国家利用普遍道德美化其谋取私利的政治行为。在国际互动中,不仅仅要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出发点,而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努力维护"责任大国"的形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询问渐趋成常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上次会议聚焦自治区就业大计进行询问（见本刊2014年第8期）,这次会议又直击自治区牛羊肉的产供销问题展开询问（见本刊2014年第10期）。两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启动询问程序,频次之高、力度之大,在自治区人大历史上尚属首次。如此密集地围绕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开展询问,加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力度,标志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把询问形成常态化的开启。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     

组工干部必须增强“五种意识”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之年，是深化创先争优活动的关键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国家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叠加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做好组织工作，为党的大局发挥组织保证作用是组工干部的应尽职责。     

论买卖合同诉讼中证明责任的类型化分配——兼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改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对大陆法系国家影响深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有所借鉴.以买卖合同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为例,《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消极违约之诉以及变更、撤销之诉的处理容易引发歧义,并难以像规范说一样为积极违约之诉提供确切的证明责任分配意见.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民事程序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应当构建以规范说为主体兼顾公平的抽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