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一府两院”正职领导人选举机制——《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实施问题研究

一、对《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的准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 ,“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 ,进行差额选举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 ,也可以等额选举”。这一法律规定明确表明 ,对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的选举首先应该坚持差额选举 ,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等额选举”。这一例外情况 ,即实行“等额选举”的前提条件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经过充分酝酿、协商、讨论后 ,“提名的候…     

“索拉娅案”评注——德国民法中对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

德国《民法典》对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赔偿并没有进行规定,它是德国法中一项典型的判例法制度。联邦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的判决,确认了以往的审判实践和学说所建立的“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该判决书内容的研究,即可了解这一制度在德国发展的历史、当前的基本形态以及未来的趋势。     

论机会丧失的损害赔偿

机会丧失理论,在加害人的行为剥夺了受害人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害发生的机会时,这种机会丧失本身应作为损害赔偿的客体得到法律的救济。于此情形,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行为与最终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需证明加害行为与机会丧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赔偿金的计算则需权衡受害人丧失的机会的价值。该理论对我国损害赔偿法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机会损失的特点决定了机会丧失理论不能无限制地适用,否则会造成法律不确定性的扩张,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作出合理的界定。     

违约金性质浅析——兼论《合同法》第114条违约金的性质

对违约金性质的讨论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意义之违约金的性质问题,二是具体法律条文与合同条款中违约金的性质问题。一般意义之违约金性质属合同违约责任。划分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的标准应采损害预设标准。《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违约金乃赔偿性违约金。应当遵从限制适用惩罚性违约金以实现公平的精神将第114条第3款违约金解释为赔偿性违约金。我国现行法律上仍有惩罚性违约金的存在空间。具体合同条款中违约金的性质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来判断;当事人对其性质约定不明的,应首先根据《合同法》第61条和125条来处理;仍无法确定其性质的,应解释为赔偿性违约金。     

浅析公司法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必须和这些保护相关利益群体的实体法相配合,由此才能更好地规制公司行为,使公司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合理化的同时,对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予以保护.可以预见,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其他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贯彻,我国必将实现国家、企业和社会三者的互利共赢,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犯罪学视野下的严打问题研究

我国严打问题的提出有历史和法律等方面的根据。“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因而,它也具有一些正面的功用。但是从犯罪学方面来说严打本身还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现今条件下,对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们应综合采用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等一系列措施,而不能遇到问题就严打。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本文由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双层次说出发分析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现有因果关系理论,重构中国因果关系理论,解决因果关系在构成要件中的地位问题,主观性的认识要素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影响,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等理论问题。     

借鉴日本公害诉讼因果关系推定完善我国环境侵权诉讼

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包括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适用推定原则对因果关系进行司法认定。通过研究日本公害诉讼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和实践,我们应注重以法的正义、公平理念为指导的法的价值评判,而且因此更重要的是其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从“一般条款”到一般条款——侵权法立法理念之匡正

侵权行为法立法过程中,将一般条款作为规范模式是对其本意的误读,其本身是对诸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的描述。从一般条款转向一般条款恰恰代表了侵权法立法理念的创新,前者意味着规则中心主义,而后者意味着站在原则的高度去考虑规则,进一步讲是以一种哲学关照的视角去检讨侵权立法的进路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一般条款在立法中的地位,不但无法实现我国侵权法从古典走向现代,更可能造成侵权行为法与民法总则之间关系的倒置。一般条款立法理念的具体实现就是解决诚实信用原则对侵权法的适用问题,并从思想基础、规范构成、实践运用等层面促进侵权法的现代化。     

对佘祥林案的刑罚目的再思考

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这起案件背后反射的法律问题不得不引起作为法律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我们的深层次思考。佘祥林是在证据不足、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这点反映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在刑罚适用中偏重刑罚的一般预防,而对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明显不足,忽视了特殊预防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时除了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还应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完美的实现刑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