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管理的特点及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一、系统管理的特点和阶段 把组织单位作为系统来安排和经营时,就叫做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它是以目标为中心的,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第二,它是以整个系统为中心的,决策时强凋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强调子系统的最优化;第三,它是以责任为中心的;第四,它是以人为中心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被安排进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根据其工作成绩来付给报酬。     

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

比例原则的思想在早期建立三个共同体的基础条约中只有有限的表述,是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使比例原则被广泛承认为欧共体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也在后来修订的欧洲共同体条约第5条中得到了反映。比例原则在反倾销领域主要被用来挑战共同体机构的反倾销措施,但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适用比例原则表现出极大的自我克制。考查欧洲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情况,就自然会得出需要加强比例原则在此问题上之适用的结论。     

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与表达方式

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为基础,这也决定了作为一般性条款的一般人格权在制度功能上具有极强的涵摄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法的安定性与向社会生活开放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民法上的这种功能预设相一致,一般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表述可以是"其他人格利益"而非必须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当然,为使"其他人格利益"概念持续向社会生活开放,毋需在民法典中将其价值基础明确宣誓出来并限定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内,而是应交给司法实践,由法官根据实践发展而在个案中综合考虑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确定,从而维持法典外在体系的科学严谨性,实现内外在体系的融贯性。     

中世纪法学家对诚信问题的研究

本文从一般的诚信、合同诚信和占有诚信三个方面介绍了中世纪法学家对诚信问题的研究 ,认为他们对该制度的近代化功不可没。其中 ,一般的诚信被分为神学上的、自然的和民事的三种 ,前者的标准最高 ,并对欧陆世俗法和英国衡平法影响重大 ;合同诚信是诚信制度实体法化的产物 ,且被普遍化。中世纪法学家还发展出“最大诚信”和“商人的诚信”概念 ,总结出客观诚信的三项行为标准 ,并最终系统化地研究了它们。由于中世纪法学家的劳动 ,占有诚信的要件和效果得到很大修改 ,诚信与恶信之间的中间状态、诚信的契约论基础等问题亦得到卓富意义的研究。     

论婚姻的成立

婚姻的成立 ,是指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因符合法定的成立要件而被法律认为婚姻关系产生或存在。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定的成立要件 ,否则 ,无婚。婚姻的一般成立要件为 :存在双方当事人 ,而且双方当事人应为异性 ;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且须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 (婚意 )。婚姻的特殊成立要件为 :对于法律婚 ,须履行法定的结婚手续 ;对于事实婚 ,须存在身份生活的事实 ,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以夫妻相待 ,群众亦认为其为夫妻。婚姻的成立是婚姻有效的前提 ,但成立的婚姻并不一定有效。婚姻一旦成立 ,即使其无效 ,仍具有法律意义 ,如重婚中的婚姻亦包括无效婚姻。     

专利权的特征及其在侵权判定中的运用

专利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具有一般知识产权的全部法律特征,在一般知识产权侵权判定中普遍存在的相同原则和等同原则自然都适用于专利侵权判定。但与版权和商标权等其它知识产权相比,专利权还具有许多独有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独有的特征,使得在专利侵权判定中的相同原则和等同原则带有许多特殊性。一些人由于对专利权的这种特征认识不足,对专利侵权判定原则中的一些问题的产生疑惑。     

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     

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肥大症——关于宗教和世界观自由与一般权利有效性请求的关系

当人们通览宗教和世界观自由的基本权利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实际运用和法教义学上的发展时,很难忽略其在规范性轮廓上萎缩这一事实。这一现象由构成要件要素的发展上更多地考虑主观标准所承载,并且经由联邦宪法法院在司法判例中对有关限制问题的决断性的、限制性的判决而被强化。因此,相对于依据宗教或者世界观的动机而提起的个人的发展请求,一般的法治国规范的有效领域持续地受到限制。当相关现象的潜在冲突在德国呈现趋势性增长的时候,这样的判断就显得越发的危险。     

论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之适用关系

在刑法理论和实务界,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的适用关系问题,始终存在分歧和争议,客观上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的失范局面。对此,笔者认为,刑事立法关于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之规定,属于一种具有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应当遵循重法条优先适用的原则;而对于两者适用关系的规范评价,应当立足于行为人无视前罪刑罚体验而再度犯罪的客观事实,综合考察其独立性与同质性,区分单独评价、整体评价和分别评价三种情形。     

论《侵权责任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正>引言(一)问题意识法律的理性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的。韦伯将"理性"的法律,定义为法律命题及原则的一般化、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以及自逻辑分析的方法阐释法律命题与社会行为的意义。〔1〕法律的理性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分。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实质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