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探讨——基于路桥的案例分析

台湾银行业十分关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大陆银行更好开展小微金融提供了借鉴。据此,本文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的合作模式及如何开展合作。首先,本文分析台湾银行业在大陆的投资布局,认为台湾银行投资大陆以开设分支机构为主。其次,本文从技术合作、业务合作和股权合作三个角度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并以路桥为例探索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如何开展合作。最后,本文提出推进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应采取的配套措施。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

回族自先民以来主要经历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两个主要时期。当前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方向转型。回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化“断裂”和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本文认为,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自觉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模式的转型。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     

作为特殊代理行为的代表行为：效果归属与规范适用

“代表说”与“代理说”之争与法人本质论并无必然关联。两种学说虽然解释路径各不相同,但其在制定法解释上的区分仅存于越权代表行为之一隅。法定代表人的概括代理权限及其权利外观构成了推定相对人善意信赖前者就越权事务仍有代理权的制度基础,其在立法上直接反映为法人原则上应承受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即越权代表规则独立于无权代理规则而存在。代理权限及其外观是区分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效果拟制模式的根本原因,代表行为本质上是代理人为法定代表人做出的一类代理行为。当代理权限及其外观系影响代理行为效果归属评价的重要事实时,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应适用各自的效果归属规范;反之,相关规则便是代理的共同规则,其适用原则上无须作代表与代理的区分。     

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政法机关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着力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公正意识,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维护社会稳定、对敌斗争、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领导、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加强司法保障,以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全面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党建引领业主自治何以可能?——基于商品房小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建引领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对J小区从业主维权走向业主自治的案例分析表明,基层党建能够推动业主自治和提升商品房小区治理水平,党建引领业主自治的机制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与组织机制、自我服务机制、广泛参与机制以及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小区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构成商品房小区治理的“新三驾马车”,在党建引领下形成多元协商,挖掘业主资源、拓展公共空间和进行价值引领,共同推动业主自治。     

构建最开放的电子政府:韩国模式及其启示

在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中,韩国政府走在了前列.研究韩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深入探索如何使电子政府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对促进中国行政改革与电子政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主体框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实,也是对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在司法体制主体改革阶段,确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基本框架,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对此,各地方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现阶段,通过对现有改革实践的分析与评价,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遴选委员会与惩戒委员会分立（职能分立）,检察官惩戒与法官惩戒合并（对象合并）的设立模式。     

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要素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理念,它提出于80年代初,90年代初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真正实施是在90年代末期,现在已越来越被人们关注。语文素质教育要切实有效地实施,仍需思考和探索,首先是其本身要素的思考。笔者从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受到,要使学生的语文素质得以提高,以下几方面的要素必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