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视听说教学模式探索

视听说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也是一门语言综合能力训练课。本文通过分析此课程的特点,对网络视听说英语教学模式做了详细的分析,并就多媒体网络视听说的实践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希望对研究、建立其它教学模式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外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要

国外理论界对中国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持久的关注和研究,而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则是诸多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看法形成了＂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说＂＂权力斗争说＂＂价值取向说＂＂多元合力说＂以及通过考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心理动因而提出的＂心里性格决定论＂等。国外理论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开阔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有重要意义。     

历史记忆中的经典少儿歌曲

近代思想启蒙者、戊戌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更是极其重视,先后16次为少年儿童题词。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儿童们团结起来,     

实现“中国梦”要激发青春正能量

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奋笔一篇《少年中国说》，慷慨以陈，将人之青春与国家民族之强盛相比附，明确指出旧中国之衰败屈辱将一去不复返，而“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夏威夷,日本人的纠结地

正日本移民夏威夷迄今至少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虽然晚于中国人,却成为目前夏威夷除白人外最大的族裔。此外,每年到夏威夷旅游的日本人,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在夏威夷街头,成群结队的日本游客随处可见;著名的威基基海滩附近,更几乎是"日本人的天下",据说,这里的多数酒店、餐馆、超市都是日本人经营的,触目皆是日文标志、日本食品、日语广告,满街都有讲日语的人,难怪有人说,夏威夷成了日本人的"海外别墅",第二"故乡"。日本人在夏威夷如此"得势",却也     

“准备好”再说

时下,不少领导干部开会讲话喜欢用"没有准备,随便说几句"作为开场白。笔者认为,领导同志之所以爱讲这句话,一来,这样可以给人一种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感觉;二来,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都能说得如此之好,岂不更显得我这位领导水平不一般?再说,上来就埋下"没有准备"的伏笔,     

“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刑法定位——刑法法条、法释之辨析与协调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全面分析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同时参照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对"公务说"与"身份说"细加阐述。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