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真正连带债务

因为连带责任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嫌,故连带债务不能推定,只有在法有明确规定时法院才能判令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法院的判决多认定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法官造法必然对案件的处理产生不公正,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文章对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等有关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立法、司法建议,进一步论证该制度的合理性和其实践意义,使其有益于司法需要.     

存疑不起诉不应引起刑事赔偿

国家刑事赔偿实质是对公权运作与私权维护关系的调整,但赔偿的必须是错案,必须以侵权事实发生和造成损失后果为前提.存疑不起诉案件既不是错案,也不存在侵权事实,不应引起刑事赔偿.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应做到慎刑与慎赔的统一,否则就会造成法制和社会的不和谐,人权保障事业就不能健康发展.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系列策划之六:自我监督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有一天,孔子的一位叫司马牛的学生,问老师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君子。孔子回复: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同学很是费解,想了半天,再问老师道:“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孔子这时一本正经回答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的这句回答,解决了人与自然世界及社会关系在相处中所出现的原生恐惧现象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社会治安问题

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案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工程建设、城市扩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力安置补偿等工作会越来越繁多、复杂。如果对一些具体问题处理得不好,尤其是对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亦工亦农”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增强,导致因企业兴衰及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矛盾和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稳定。在一些地方,群众上访、闹事、群体殴斗案事件就时有发生。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一直是公司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所有因素中,出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不出资情形下,不能出资者不取得股东资格,不愿出资者可以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必须要缴足应当认缴的份额;在出资瑕疵情形下,一般的出资瑕疵,可以认定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严重的出资瑕疵,出资人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是证明出资人出资的物权性凭证,持有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的人并不表明其一定具有股东资格。     

浅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目前在我国现行法中尚无明确规定,对该行为的性质学者颇多争执。本文通过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对一起数人侵权案件进行解读,进而比较该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的不同,指出该行为应是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种典型形态,并明确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     

关于社区警察绩效评估的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社区成了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群体的聚集地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类矛盾反应比较敏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多,这种形势促使社区警察制度在改革和创新中快速发展,成为新形势下警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当前实现治安稳定,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最优化方案之一。警察绩效评估是现代警务管理的前沿课题,是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工具。如何将健全社区警察制度与开展警察绩效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警务管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明确…     

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正义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数字正义、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概念讨论所引出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正义观是传统正义模式的移植,还是基于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正义结构?实质上,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正义观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人工智能普及而降低,让位于技术理性;正义的作用对象扩大到机器行为,并因此产生算法公开的正义实现方式;正义的发生场域拓展到信息空间,出现场景正义和可视正义的新类别。正义内涵的变化带来了数字非正义问题,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以及数字强权成为区域和群体间不平等矛盾的新缘由。解决非正义难题需要建立全新的法律路径,在实在法层面合理分配数字权利,在程序法层面强化可视化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为数字正义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