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作品合理使用制度重构——刍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

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将作品合理使用在“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的情形,但依然未能解决网络环境中关于作品合理使用的最大问题。网络环境中作品的创作呈现大众化的倾向,即作品创作不仅是少数专业创作者的行为,广大互联网用户利用网络资源创作生成了海量内容,而这也正是互联网促进文化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由于广大互联网用户欠缺专业创作者的创作技巧,在创作生成内容时普遍存在借鉴原有作品的现象,该行为因存在商业目的而很难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转换性使用的判断标准,以界定网络环境中广泛存在的二次创作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与发展研究

2022年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共办理5150件企业合规案件,社会各界关注并认同企业合规改革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但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过程中还存在对企业和涉罪责任人“双不起诉”、广泛适用于中小微企业而忽视大型企业适用、普遍适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而忽视重罪案件的适用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带来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本文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案件范围两方面进行具体界定,以扩宽企业合规改革发挥作用的范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应当考量消费者利益."二选一"行为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严重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增加了消费者支出的成本,降低了消费者的收益,并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域外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执法注重考察消费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其对我国的启示是:在判断"二选一"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时,应当以有效...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抗日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

辽西义勇军的抗日烈火,迅速蔓延到辽宁全省以及东北大地,白山黑水到处燃起抗日烽火。这就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基础。这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慷慨激昂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中华民族战胜外族入侵和鼓舞中国人民与时俱进!一、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兴起与发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以后,向东北实施全面进攻。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立德树人是高校党支部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抓好党支部建设作为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当前,高等教育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时俱进加强基层党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结广大师生共同奋斗的坚强战斗堡垒,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中山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加快进入国内高校第一方阵步伐,迈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