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法不作为问题的宪法思考

20 0 3年 3月 2 4日 ,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长杨春庭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起诉书 ,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的行政立法 (应为规范性文件 )不作为。这是我国公民首次以诉讼形式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 ,这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过 ,在全国是首例。该案中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理由是被告行政“立法”不作为 ,是就行政机关对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文件的懈怠行为提起的诉讼 ,这和一般情况下诉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有很大区别。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     

交通肇事逃逸与司法实践

交通肇事后逃逸乃至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 ,如何定罪处罚 ,在理论和实务部门历来有很大分歧。本文从现行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发 ,以刑法理论为指导 ,对交通肇事逃逸特别是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认定和处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以期能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严控政府施政失误的行政成本

尽管地方政府部门一再试图撇清渚如“祖龙”、“铁本”等工程的“政府制造”性质，但事实却正是地方政府一些职能部门“越位”的乱作为。以及另一些职能部门琉于监督的行政不作为。共同制造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政绩”，施政失误所带来的巨大的行政成本。则需要由整个杜会来“埋单”     

论正犯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其刑法都会涉及到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以实行行为为基础的正犯是共犯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理解共同犯罪的纽带。我国刑法没有正犯概念，也没有对共犯的分工做很详细的说明。但是要很好地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进行合理的定罪量刑，我国的刑法还是应该重视正犯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机能作用。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正犯概念、正犯理论、正犯和共犯的立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考量，以期对我国的正犯理论和共同犯罪学说与实践有所借鉴。     

“不作为”副省长何闽旭的三宗罪

2006年9月12日，安徽省池州市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关于罢免何闽旭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后，表决通过了《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何闽旭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     

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话

交钱，就不执法；不交，就加强“监管”。江西省九江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放弃监管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赤裸裸收取“技术保护费”。不珍视自己的行政权力，反而进行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仅是行政不作为，而且还意味着公权力的“匪化”。这种公共权力的“流氓化”、“匪化”趋势其实并不鲜见。公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匪化”，其反衬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缺位。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     

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的不作为犯罪研究

警察执行职务中的不作为犯罪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法律要求的某种行为的积极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不作为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行为人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造成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损害。警察不作为成立犯罪同样要符合上述条件。     

试论不作为犯的特定义务

不作为犯是相对于作为犯而言的,特定义务是研究不作为犯罪的核心。我国现行刑法对不作为犯,特别是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没有任何原则和具体罪名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亟待人们用不作为犯的理论分析解决。因此通过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与我国学者对不作为犯特定义务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比较评析,探讨我国对此问题的解决路径,对于完善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指导司法实践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不作为现象及司法管理对策初探

司法不作为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宪政原则,拒不、怠于或迟延履行法定司法职责的现象,是“司法渎职的灭迹者、公民权利的活埋者”,严重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妨害司法正义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司法不作为可表现为种种形式。其主要成因是司法制度缺陷、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程序漏洞、司法官员素质低下等等。应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国家赔偿、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加强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管理手段,对司法不作为行为进行预防、救济和制裁,以提高我国司法运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