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趣案看美国ISP代理侵权责任之演进

易趣(eBay)是一个网上论坛服务的提供者,用户可以将商品放置论坛上出卖,也可以在论坛上通过竞价或固定价格购买商品或服务。罗伯特·亨(Robert Hendrickson)是纪录片《曼森》(Manson)的著作权所有人。他发现,《曼森》未经其许可,以DVD的形式在易趣上被拍卖,遂以其著作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易趣发出通知信函,要求易趣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移除侵权材料。易趣收到通知函后,提出按罗伯特·亨照DMCA4的要求制作一份合法有效的通知,从而确定侵权材料所在并予以删除。罗伯特·亨拒绝了易趣的建议,并将易趣诉     

名誉权保护体系——从新闻侵犯名誉权谈起

“如何对名誉权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在与新闻自由发生冲突之时,问题不仅仅是刑法与侵权行为法的具体规定,且涉及宪法上权利均衡原则,本文通过美国、德国及我国对名誉权保护的具体规定出发,构建以私法保护为主、刑法保护为辅的名誉权保护体系。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设计报酬模型

房地产开发商委托建筑工程设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且设计单位占有明显的信息优势,由此可能会产生欺诈或偷懒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个在实际中操作性极强的基本博弈模型,约束和激励设计单位努力工作、尽力降低工程造价。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共建”与“共享”

在今年的"两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有一段非常重要也非常新颖的讲话。他说":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如何规范与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

"买官卖官"是当今社会一种最严重、最可怕的"政治癌症",而一把手因为其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往往又是其中的高危人群.造成一把手用人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现行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权责严重失衡,监督制度刚性约束力不强.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农民奔小康,出路在何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城镇化是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还很不适应.我们应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论网际不对称关系与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及对策

网络主体间的平等是一种虚拟的平等,网络主体间实质存在着网际不对称关系。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网际不对称关系有着内在联系。网际不对称关系弱化了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约束,降低了网络道德失范的实施成本,从而对品性不良青少年选择网络道德失范形成激励。不同的网际不对称关系诱发不同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必须从“内教”和“外控”两方面着手,才能遏制和减少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优化网络运行秩序。     

寓教于乐，让语文课魅力四射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所主张的“乐之者”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学习法，即学习源自兴趣，而兴趣源自快乐。北宋教育家程颐进一步提出寓教于乐，适时教学思想。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乐学必见意趣，否则索然寡味，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教育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我认为“乐学”这一理念应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不仅让学生乐学也要让老师乐教，让语文课堂成为师生的乐园。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