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

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是税收债权消灭的重要原因,对于督促税收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建构稳定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包括确定时效和征收时效两类,其内容涉及时效的性质、期间长度、期间起算、中断和中止、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等问题。我国税法对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制度规定很不健全,应当借鉴他国立法例和国际经验,通过制定税收通则法等途径尽快予以完善。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     

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警察公共关系研究

<正>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工作。群体性事件现场范围大,涉及地域广,人数多,对象不稳定,双方的对峙对立矛盾冲突比较尖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威胁。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忠实履行职责,加大维护稳定工作力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了大量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化解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     

债法总则消亡史

我国民法典无债法总则之设置,并非偶然,而系数十年累积而成的强大立法惯性使然。立法史上,债法总则仅出现于1950年代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此后出现两项抑制债法总则的关键因素：一是1960年代确立的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二分格局,二是1980年代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与合同编分庭抗礼。两项因素所代表的法典观念与技术通过民法通则及环民法通则单行法,不断强化排斥债法总则的惯性。在由单行法直接转换为法典各编的编纂原则下,债法总则终遭2020年民法典舍弃。     

警絮三题

我肃立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默读着那篇浓缩了的血与火、青春与生命的历史。于是,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血路,那些驱赶黑暗的英魂向我走来……沿着时间隧道,我来到她们中间。我看见她们憔悴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我看见她们吃的是草根,心中便涌出一种难言的滋味;我看见她们坐在月光下,哼着小曲,憧憬未来,是那样充满自信;我还看见,当枪声大作的时候,她们是怎样地奋不顾身……是什么支撑着,使得她们如此坚强?是为了什么,她们竟这样舍弃生命?她们笑了,但笑得并不轻松。她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她们的遭遇、她们的苦难,从她们的目光中透出的是怎样的一…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

在不作为犯理论中,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存在诸多争议,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因而有必要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进行厘清。从行为方式上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应从实质意义上对其予以定义．并与真正不作为犯划清界限。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智能时代,责任保险制度能有效平衡人工智能应用中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在为受害人提供及时、充分的权利救济同时,又能鼓励生产者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人工智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应以科学、合理的侵权责任分配与承担为基础,将保险模式及投保义务的配置从以所有人或使用人为主转向以生产者、设计者为主,并以优化代位求偿制度为切入点,激发保险人承保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风险,使保险赔偿及损失分配适应人工智能主体性的法律现实。     

版画和乡土之恋

1月初,宁溪镇下了一场雪.在积雪的映衬下,白鹭湾村看起来特别素净,与农房立面等高的一幅幅版画栩栩如生,或描绘村民辛勤劳作,或展现丰收场景,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白鹭湾是位于黄岩西部的一个偏远山村,距离宁溪镇区4公里.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而今却因版画成名,即使是雨雪天,一批批城里人还开着车赶赴村里赏雪、看画.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