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要求明确,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纪律建设的基本要求,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     

劳动合同概念溯源及时代启示

20世纪初,围绕劳动合同的法律概念建构,以洛多维科·巴莱西、菲利普·洛特马尔为代表的一批欧陆法学家通过批判近代劳务供给契约的教义原理,以劳动人格原则为价值基础、"从属性劳动-自治性劳动"为首要区分,建立了从广义到狭义的劳动合同概念体系,为整合扩建现代劳动法、更新发展传统民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制度后发国家,我国应当充分吸收劳动合同概念起源蕴藏的劳动交换法制现代化经验,摆脱近代劳务供给契约的理念与体系束缚,抛弃过时的雇佣合同制度,通过劳动立法,正式确立"从属-自治"为劳动交换的首要区分,先以从属性为核心要件规定类合同层级的劳动合同概念,再以"标准-非标准"为框架,将劳动合同进一步类型化,以便形成保护措施的多元配置体系;通过民事立法,完善自治性劳动的合同体系,正视灵活就业中自由职业者的保护诉求,以劳动人格为价值理念,作出专门的制度回应,最终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平衡劳动力市场灵活与安全的劳动交换合同体系。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受案范围及其立法构建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范围、受行政主体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范围以及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窄,有关条款的表述束缚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同时有关排除性事项的规定也失之宽泛。为完善现行立法,可考虑在保持原法条整体性和立法逻辑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适当扩大可诉列举事项的范围,缩小排除性事项范围,发展新的诉讼类型,最终实现受案范围的列举式立法向概括式立法的转变。     

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建构

明确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一直是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本文试从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的界定入手,提出将来有关不动产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立法可从统一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资格准入机制和建立登记人员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完善.     

英国＂一臂之距＂文化管理原则的启示

“一臂之距”管理原则是英国人发明的一套文化管理方法，其被运用到文化政策上则是要求国家对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孟不印尼”合作倡议及其发展趋势

"孟不印尼"(BBIN)合作倡议是由印度发起的一个南亚东北部次区域合作倡议。目的是绕开长期被印巴矛盾拖累的南盟,通过在印度东部、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建立一个涉及公路、铁路、内河运输、航空和电力网络的次区域联通体系,推动南亚东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孟不印尼"倡议的里程碑"机动车协议"已经达成但尚未完全生效。铁路联通协议开始讨论并已有前期收获,其他领域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孟不印尼"合作倡议体现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互联互通的渴望与要求,符合该地区的长远利益。印度试图借此解决其东北部的交通瓶颈问题,巩固其南亚交通枢纽的地位,并试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扩大印度的地缘优势。但是,这一倡议受到印度国家能力的限制以及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印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不足以成为吸引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动机。另一方面,BBIN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高度相似,经济互补性有限。成员国从BBIN倡议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可能会不如预期,将挫伤相关国家的积极性。再加上资金保障不力、管理机制对接困难,BBIN的推进将会比较困难。     

后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功能的异化、危机与回归 ——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我国的司法改革与司法解释紧密相关,司法解释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种种功能异化的迹象,司法解释的法典化、造法化及对立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前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促使我国法律制度快速发展,找到了中国特色司法解释的发展路径。但在后法典时代的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发展表现出重重危机:对立法发展的阻碍,自身发展的畸形,司法实践适用上的困惑。要保证司法解释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司法解释的未来发展路径。通过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归位来摆正司法解释的地位,收拢司法解释权,规范司法解释的形制,优化司法解释的质量保障机制,疏通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等手段促使司法解释回归到其本质功能上来。     

浙江人大:为“两场战役”贡献力量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浙江省各级人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人大制度优势、职能优势、工作优势,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贡献力量。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新论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是在权力与权利相互影响、作用下质变而成的一类非同于传统权利的新型财产权。它既满足和体现着权利的公共秩序本质,又对这种公共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其相较民法物权的特殊性,需要将自然资源"合理使用"所暗喻的公共利益价值及其与私人利益的平衡目标融入权利机制之内。故此,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其主体结构上虽亦为"意志"和"权能"的"国家+公民"之双层二元主体构造,但因此种权利上附加了甚至优越的公共利益要求,所以在其权利主体配置问题上,一味强化甚或废除国家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不可取,反而应该直面国家使用自然资源的现实,通过对其代理人——国有企业进行区分,而对国家这一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国家之外其他主体亦应回归正位,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在行政契约履行救济渠道上,我国行政机关因为受限于原告被告角色恒定性的立法预设,无法提起契约之诉,因此《行政诉讼法》上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被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方向。行政契约不属于传统行政行为范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及于其,以契约本身作为执行根据不合乎行政法治理念。依法成立的民事契约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为有效解决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除了恢复行政机关的契约诉讼原告资格和诉权之外,契约当事人的自我约定强制执行制度、与行政优益权相匹配的其他法定处理权等,可以作为破局的尝试。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消解行政契约的合意性、平等性,不仅应该使其法定化而且力求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