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合规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合规计划与合规抗辩为切入点

企业合规发轫于英美刑事法中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逐渐扩张至民事、行政领域,其目的在于促使企业自主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由于其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减少企业违法风险,与现代环境法预防环境风险的要求相契合。我国环境合规广泛存在于实践当中,但其适用场域、法律形式和法律后果尚不明晰,需要寻找其体系定位。事前已然合规的合规抗辩与事后承诺合规的合规计划是贯穿环境合规的两条主线。深入探讨二者在环境民事诉讼、行政行为、刑事诉讼等领域的适用方式及法律后果,能够串联起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体系,构建起我国环境合规法律框架。     

论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预期违约

国际货物买卖，又称为国际货物销售，是国际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的核心。预期违约问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比在国内货物买卖合同中更为常见和复杂。预期违约理论不仅在英美法系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制度，而且对大陆法系国家合同立法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并被《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采纳。我国《合同法》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机结合，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的制度。     

试论避难权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国际法中的避难权,是基于出入境权,与驱逐外国人出境权、不将避难者推回绝境义务和驱逐出境抗辩程序权相对抗、共平衡的一项基本人权。避难权的本质是国家限制,国家没有国际义务给予其庇护。国家有权利驱逐未经许可入境或者许可入境后逾期不离境者对抗避难权。但是,只有完全履行不将避难者推回绝境义务、尊重驱逐出境抗辩程序权,驱逐外国人出境才是可以接受的。单独分析、实施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导致理论上理解的片面,和实践中处理与难民有关问题的不妥当。     

己方未履约情形下的不安抗辩权行使

本文通过一则案例对己方未履约情形下的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及其相对性

票据是现代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支付手段,它具有独特的性质,使其能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代替货币使用,大大地便利了商业交易活动。其中,票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它既能促进票据的流通,又能保障交易的安全。但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票据行为仍然会受原因关系的影响。本文试从分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开始,论述相对无因性存在的必要性。     

“谁主张、谁举证”刍议

“谁主张、谁举证” ,指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及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在法学理论的界定中 ,则会与人们对“主张”一词的识别标准不同 ,而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并且混淆了肯定主张与否定主张之间的区别。因而不应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作为一般性的分配原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证明责任应坚持诉讼平等的原则 ,分配服务于诉讼法任务。     

“反对”在庭审中的运用

“反对”是庭审中的诉辩用语，对于公诉人而言是指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程中针对辩护人违反诉讼活动规则和要求的发问和发言，向审判长提出要求予以制止的语言表示。1997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反对”在庭审中的恰当运用不仅可以增强庭审的抗辩性，也可以实现控诉犯罪的目的。有效地运用并得到审判长支持的“反对”具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反对无理辩护，打断和干扰辩方为进行无理辩护而建构的逻辑思维体系；二是可以成为公诉人控制驾驭庭审的一个有利手段；三是可以维护被害人、证人合法权益，维护检察机关既作为公诉机关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四是在控辩力量对比中，凸显控方上峰优势，树立公诉人良好的庭审形象。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化趋势

商事仲裁在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纽约公约》为线索，以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依据，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中呈现出的国际化趋势作了分析和阐述。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借鉴国际条约和惯例，完善包括仲裁在内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立法课题     

关于违约金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

定金属于担保债权法的范畴,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特别担保不同,它是一般担保.定金包括违约定金、立约定金、成约定金和解约定金等种类.违约定金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主合同有效、定金实际交付和定金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等.违约定金未支付不能作为双方合同履行中的抗辩理由,不履行债务是适用定金罚则的前提,不适当履行债务不能适用定金罚则.违约金与定金出现竞合时仅能择一适用.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标准

任何一种侦查手段均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否则极易侵害公民合法权益。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利弊兼具的侦查手段,其不当运用,会殃及无辜公民、致人犯罪,从而违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价值定位。但是,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却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侦查人员及相对人均无法具体把握。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划分诱惑侦查种类和考察美国有关判例来界定其合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