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精神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整合

契约精神不但蕴藏着自由合意、权责对等、互助公益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而且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具有独特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 ,合理引进和倡导契约精神 ,无疑将对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起到独特的社会整合作用     

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之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和公共福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符合我国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范式。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城乡差距、体制缺陷及其制度创新

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协调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必须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由于抗诉条件的限制 ,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抗诉请求很难实现。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由审判权的终结性、权威性、被动性决定的 ,符合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能够制约法院审判权的滥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冲突并可能导致诉讼迟延、滥诉以及改变诉讼法律关系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不能否定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必要性     

律师的职业准入与执业自律

当前,中国律师正面临严峻的诚信危机,少数律师利欲熏心,在执业过程中为打赢官司而不择手段,对当事人信誓旦旦地乱开"空头支票",通过请客送礼等不正当手段千方百计地与法官"勾兑"(拉关系),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故意作伪证.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如此忠告中国律师:律师的形象在社会上是每况愈下,弄不好,美国律师那种既被人羡慕又被讥讽的形象,就是中国律师的未来.诚哉斯言!     

民主党派要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55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提出和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一系列新的执政思想和应对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它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在政治生活领域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中央无疑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的重大课题.     

公共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成因的分析

公共政策过程不仅主体和客体组成复杂,而且是在一定的制度、规则及特定的场景下展开,并在信息不对称的框架下发生的。因此政策过程能否最终体现公平、公正不仅受到政治、社会、心理等因素制约,更受到信息因素的制约。借助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成因进行分析和探讨是一件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     

公益征收征用补偿标准探析

全国人大第四次修宪规定了公益征收征用应该给予“补偿”的原则,国家应当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依据实际情况确立“补偿”的具体标准。根据我国公益征收征用的具体情况,对被征收征用人的补偿可分别实行“完全补偿”、“适当补偿”、“超值补偿”几种不同标准。现阶段不宜主张公益征收征用中的精神损失补偿,也不宜把对财产权的限制即“实质侵犯”也包括在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范围之内。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的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并且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也常常对是否需要判处死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都会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另外,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否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也没有定论。由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会完全废除死刑,所以在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为此,我国《引渡法》也应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