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杨振宁发现与获奖的科学文化意义——纪念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50周年

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该发现作为迄今惟一荣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成就,是20世纪世界科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在对当下存在的“诺贝尔情结”之合理性给予辨析的基础上,回顾50年来粒子物理的进展,阐述了此发现的科学意义;回溯海峡两岸关系和东西方国际关系的变迁,讨论了科学与政治的纠葛;回首李政道杨振宁青少年时代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对如何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进行了探讨。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有人说．社会就像一个染缸．几乎没有谁能逃脱它的薰杂。古人也说。近来者赤，近墨者黑。老奶奶也常对孙子说，见好学好。见坏学坏，整日跟着歪瓜劣枣．就得学个葫芦瓢样。这些话。其实说的也都是一个意思：环境对一个人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宁可屈死也别告状”

2005年，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 ,故极为重要。作者认为 ,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 ;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 ,尚应包括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 ,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 ;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 ,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3日第5版刊登杨传国同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一文，该文认为，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说明债权形成之时，债务人就有履行债务的义务，若不履行，即证明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对此观点，颇值商榷。     

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适用之比较

信赖原则作为一种典型的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在过失责任的认定、分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存在发展亦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对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司法适用中两国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在日本,信赖原则的适用与否及如何适用是由法官做出判断的;而在中国,信赖原则的适用则依赖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     

公司改名改不了法定义务

案情简介:某私营企业家创办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一个是技术开发公司,另一个是信息开发公司。员工刘某原在技术开发公司工作,二年后被技术开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尔后被信息开发公司招聘为技     

对我国警察反恐防暴专业人才培养的分析研究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同时我国正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和对敌斗争复杂期，各种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日益突出，暴力恐怖活动的威胁进一步加大，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公安部为了提高巡警防暴队伍的战斗力，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