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保护与规范效力的保障 论刑法的目的

在刑法目的这一问题上,法益保护与规范效力的保障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两个分属不同层次、完全能够彼此兼容的思想。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条文既说明了制裁规范,又揭示了行为规范的内容。行为规范的作用在于保护法益。法益概念不仅具有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方法论机能,而且也是检验罪刑条文是否正当的根据。客观上符合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未必违反了行为规范;同时,客观上不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也未必没有违反行为规范。刑罚只能以通过维护行为规范的效力、强化国民对规范之信赖的方法,间接实现法益保护。因此,刑法的目的在于保障行为规范的效力,而行为规范的目的则在于保护法益。     

打车软件:利益背后的法律纷争

正近来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两大打车应用软件运营商大打补贴战,2014年1月初快的打车依托阿里巴巴宣布投入1亿元补贴,随后嘀嘀打车依托腾讯宣布对乘客和司机加大补贴投入,随后快的打车宣布再投入5亿元补贴,2月17日两款打车软件的运营商再次加大补贴力度。随着两款打车软件对司机和乘客的补贴大战不断升级,司机和乘客不亦乐乎地抢拿实惠,而网上一则打车不花钱反赚10元的赚钱攻略也迅速走红。那么,通过打车软件补贴赚钱的攻略是     

莫让调解“成绩单”成为“狼牙棒””

正调解即调而解之,法官通过居间协调促使当事双方互谅互让,与判决相比,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认可,从而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综合效果。然而,审判实践中,众多的调解案件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美,但却存在诸多履行不能或通过强制才得以履行的情况。众所周知,判决案件执行难是困扰法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然而,调解案件执行难却令人难以接受,由于调解多数情形下需原告作出适当让步,甚至在执行中还要进行二次权利让渡,结果只能是案子结了,事却没了,更谈不上人和,浪费较     

技术服务不能及其救济

技术服务不能,在技术服务具有专属性的情况下,是指受托人因其技术专家丧失殆尽或其技术知识过时而无力解决委托人所要求解决的技术问题;在技术服务非为专属性的情况下,除了前述情形外,还包括在约定的期限内,受托人聘请不到合格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委托人所要求解决的特定技术问题,或者所受制特定的源泉等消失,并且于履行期届满时仍未恢复或出现。遇此情况,委托人有权解除技术服务合同,从应然的角度看,受托人也应有权解除合同。只是后一种情况缺乏现行法的规定,成为法律漏洞,应予补充。受托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或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于后者场合,既可以是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也可以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利剑高悬强监督 激浊扬清树新风 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直面大考,提高政治站位,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拓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成效。     

论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 兼评美国《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银行业"太大不能倒"原则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建立在银行系统重要性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太大不能倒"原则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该原则的适用也带来道德风险、竞争原则的破坏、财政负担等巨大负外部性。美国《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通过建立大型银行清算程序最终放弃了"太大不能倒"原则,同时法案建立了系统风险应对机制以预防大型银行倒闭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该立法反映出美国银行监管的价值取向由"系统风险优先"向"公共利益与系统风险并重"的转变。     

论酒醉驾车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争议问题

近年来,酒醉驾驶的问题受到两岸社会与相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极大的关注,本文以在台湾发生的一则经过台湾“高等法院”判决后、台湾“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不服而提出非常上诉、最终被台湾“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的案例作为起源,针对酒醉驾驶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各种争议问题,对台湾的司法实务与学说见解的观点加以说明、分析与检讨。本文认为,首先,本罪的本质虽然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所谓“抽象危险”乃“具体危险的危险”而非“拟制的危险”;其次,不能安全驾驶的性质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状况”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并且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标准应该采“个别具体认定标准”而不是采“通盘认定标准”;且酒醉驾驶罪的故意内容“必须行为人对于‘不能安全驾驶状态’有所认识始可,而不是对于‘不能安全驾驶状态的评价’须有认识,亦即对于成为‘不能安全驾驶的基础事实’须有认识”;最后,酒醉驾驶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立法并不能真正有效抑止酒醉驾车的现象,而应该透过行政行为（包括彻底严格取缔饮酒驾车与举发、彻底的交通安全教育、驾照制度的修改等等行政措施、车辆的安全设计等等）始能达其抑止的效果,因此应将本罪除罪化。     

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行为、物权变动模式、善意取得、履行不能等制度密切联系,特别是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影响甚巨。本文重点论述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的关系,二者如何建构方能达到法律逻辑与公平的统一。     

不能犯判断标准之我见

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刑法学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的类型之一的观点进行质疑,使不能犯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而笔者亦认为有严格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必要,故试图采用比较分析法,结合国内外关于不能犯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建议我国采用具体危险说为标准区分不能犯和能犯未遂的界限,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社会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