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三个不能” 努力做对党忠诚的卫士

新的形势下,党校教师必须坚持“三个不能”,讲规矩,守纪律,努力做对党忠诚的卫士。要明辨是非,做对党忠诚的“举旗人”和“护旗人”;要拿出看家本领,做对党忠诚的忠勇者;要风清气正,当好党的作风建设的塑造者和践行者。     

“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犯罪形态认定——以毒品犯罪为视角

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其中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正式确立了"控制下交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鉴于社会安全的考虑,实践中最常用的是"无害控制下交付"的手段,然而该手段却引发了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的争议问题。准确界定"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未遂形态以及解决该新型刑侦措施所带来的法律问题,需要对不能犯理论的正确解读和对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停止形态的分析,如此,方可使该刑侦措施发挥出最大效益。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中止犯自动性的目的限缩

中止犯的自动性的文本含义宽泛,需要适当限缩才能成为认定标准。消极的文义限缩、积极的文义限缩、抽象的文义限缩以及折中说具有解释的随意性,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根据。刑法设立中止犯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犯罪人的危险人格在犯罪过程中实现的良性转化给予褒扬与激励。刑罚的强度和时限是以犯罪人危险人格发生良性转化的程度来衡量的。与我国刑法有关中止犯的定性及其处罚规定相适应,犯罪人的人格由恶向善发生质的转化应当作为认定中止犯自动性的根本依据。基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利他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良善的价值观念停止犯罪,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在判断犯罪人是否基于良善人格停止犯罪时,原则上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的经验为标准,特殊情形下应当以行为人的经验为标准。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坚持群众路线 反对利己主义

<正>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或脱离群众,这是关系到执政党命运的选择。要防止脱离群众,就要从党的利益和发展着想,真心诚意地把群众路线教育当作自身建设的基本任务,形成主动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自觉。一、深入剖析"四风"的思想根源,端正个人观和群众观     

不能犯中的客观危险及其批判——兼论不能犯中危险的含义

不能犯的可罚性问题历来是刑法理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而其中的核心则在于如何理解"危险"的含义。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面,仅从行为的客观面,而且用一种所谓的科学因果法则来判断危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其将危险概念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引起法益实害结果的物理可能性,而忽视了危险概念中的规范属性。因此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也无力面对规范上的障碍。应从行为人与行为两个层面,并结合刑罚的预防目的来把握不能犯中的危险含义。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界定

正情势变更制度在经过长期的理论争议及实践探索后,终于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得情势变更制度摆脱了成文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尴尬处境。     

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看“两个不能否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逻辑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两者既有一致性的方面,也有差异和对立的方面。"两个不能否定"论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不能否定与当时当下历史相统一的逻辑及其实践;第二,应当否定和校正与当时当下历史相背离的逻辑及其实践;第三,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把握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内在逻辑。     

我国刑法视野下的不能犯

从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中寻求未遂犯的可罚性根据.它抛开具体情况而抽象地、一般地、事后性地判断可罚性的依据,在所有的结果发生不可能的场合下便认定为不能犯,而在有时候结果发生不可能的场合下则认定为未遂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