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刑事责任出罪功能的证立及其实现

刑事责任概念的空洞使其连接犯罪与法律后果的桥梁作用呈现虚置化状态,无法实现出罪之功能。程序出罪将有罪归于无罪,其实体法依据即为刑事责任的排除。刑事责任独立于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责任阶层,其考察对象为情节综合体,应确立实质、动态、反向的刑事责任观。刑事责任出罪的理念基础在于预防刑对责任刑的调节和需罚性的丧失,具有坚守犯罪构成的“质”性判断、聚合实体要素并以责任分配和责任消弭模式考察归责分配的意义。应建构层次性的刑事责任出罪路径,以不起诉制度的类型优化和范围拓展重塑裁量出罪体系,完善司法解释出罪规范以实现特定情形的程序出罪,加强个案裁判的实质审查以畅通疑难案件出罪渠道,由此实现立法入罪与司法出罪的有机统一,助力实现中国式犯罪治理现代化。     

股东知情权问题的再探讨——以S市J区法院股东知情权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在公司类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在司法实践中,股东与公司之间往往就知情权的主体、查阅的范围、查阅目的的正当性等存在争议。通过《公司法解释四》施行后3年内S市J区法院受理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样本分析,法官股东知情权案件时应从股东知情权的主体、知情权的权利范围、查阅会计账簿目的的正当性审查等方面进行梳理。     

当代大学生精英意识式微透视

当代大学生精英意识式微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这一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及诸多具体客观因素外在促发、拉动与大学生自我感知、体悟、心灵抉择相结合的产物。当代大学生精英意识式微是一种亦喜亦忧的文化现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各项事业需要精英,当代大学生当有精英意识。但当代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应当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扬弃与超越,应当是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相适应,与平民意识相结合的现代精英意识。社会特别是高等学校应自觉肩负起培养当代大学生现代精英意识的文化使命,当代大学生也当有相应的文化自觉。     

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辨析

主权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石。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的各项原则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原则,各国均应当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国家主权相关联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国际社会的限制,受到一些一般国际法原则或制度的冲击,国家主权权能和管理职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让渡和转移,但这正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是国家主权的延伸。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事项,不能代替或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规律可寻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从我国小康社会的国情出发,遵循"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规律;渐进发展的规律;继承和超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规律;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领导、有秩序的规律.     

对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健康文献的研究

“不健康文献”是指那些含有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内容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容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物品。根据不同的记录手段和读取方式 ,不健康文献可以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视听型等。不健康文献的传播渠道可以分为信源渠道和信道渠道 ,除此之外 ,不健康文献内容的传播还可以通过非正式方式进行。     

对不健康文献对未成年入犯罪诱导情况的调查

不健康文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大部分表现为间接影响。未成年人接触不健康文献的年龄段集中在 12周岁～ 16周岁 ;他们喜欢接触描写凶杀、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不健康文献 ;所接触的不健康文献既有合法的 ,又有非法的 ;主要通过影院、录像厅等场所接触视听型不健康文献 ;他们接触不健康文献后有强烈的模仿愿望 ;加之管理者对其管理不力 ,致使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     

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