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制度的正当性

专利制度的正当性一方面体现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通过对专利权个人利益的保护,可以实现分配正义并由此促进发明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通过使公众有权对专利进行合理的使用,实现正义和效率价值。但是社会资源的有效性使得专利制度在面临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激烈矛盾时,无法对两者都提供完善的保护,因此专利制度的正当性最终实质体现为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进行的平衡。     

为自主创新“护航”

正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创新就没有知识产权,创新成果在法律上体现为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对发明创造专利权的拥有和保护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科技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判断法制     

我国著作权客体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适应国内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需要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发展需要，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多次修改。我国有关著作权客体制度方面也进行了适当调整，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集中体现在作品的概念、分类以及具体作品种类的定义上。针对这些不足，有必要通过严谨的定义和科学的分类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漂白了身份,漂不掉16年前的惊天罪恶

16年前制造的血案,让吴贵军踏上逃亡路。＂漂白＂身份后,吴贵军四处打工,潜心研究技术并发明专利,还以妻子的名义申请了国家专利权。直至被抓,妻子和8岁女儿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内置闪光灯下拍摄光滑表面汗液指纹的实验研究

目前,在实际公安工作中对犯罪现场的光滑客体上汗液指纹的提取多采用在勘查灯配光下照相提取或粉末显现提取,这两种方法前者需要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提取,具有不方便性;后者又要损害检材的原始性,不符合证据无损性的要求.选择一些在勘查犯罪现场中常见的光滑检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佳能450D相机在其内置闪光灯直接配光照射下拍照,通过实验研究,寻找到一种方便、快捷的拍摄光滑客体上的汗液指纹的方法.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论政府创新背景下的公务员能力建设

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新的公共行政环境，也造就了新型的公共行政主体与客体。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现在，亚洲的变化与发展，彰显了亚洲公共行政与公务员的能力，也暴露了亚洲公共行政和公务员能力的有限性。     

研究工具专利的前景探析——兼评专利权实验例外制度

在药品开发的过程中常使用到研究工具发明,对于是否应该给予其专利法保护,各方见解不一。当研究工具发明的发明人寻求专利保护并获得授权以后,其专利权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实验例外制度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新增类似美国Bolar例外①的实验例外规定,目前该规定的适用仍然模糊。对现阶段以仿制药发展为主的我国而言,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创建合理的法律适用机制,是实现研究工具专利权人、仿制药厂与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关键。     

“入世”与知识产权保护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艰难谈判,我国终于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门槛。面对入世,我们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有许多的严竣挑战,其中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与保护已是刻不容缓。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工商业标记的所有者依法所享有权利。知识产权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自17、18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人们要求法律确认对其智力成果的私人占有权,使智力成果同一般财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