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政德修养视阈下的《孟子》 当代价值

干部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对于干部来说,政德建设既需要政治培训、媒体监督等外力,更需要加强道德自律性,积极修养政德。《孟子》一书蕴含着丰富的政德修养思想,如性善论、尽心知性说、不动心、民本思想等,对于当前的干部自我政德修养有着巨大借鉴价值。     

论校园“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虐待儿童罪“不必说”的刑法立场

随着各地有关幼师虐童行为的报道不断地见诸报端,针对虐童行为法律规制的探讨亦如火如荼,但总体而言,论者们争议较大,莫衷一是。其中,有学者主张设立虐待儿童罪以之应对,但其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论证。不论怎样,鉴于虐童行为自身具有的危害性,即应从法律的视角探寻规制的路径。     

论买卖合同诉讼中证明责任的类型化分配——兼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改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对大陆法系国家影响深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有所借鉴.以买卖合同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为例,《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消极违约之诉以及变更、撤销之诉的处理容易引发歧义,并难以像规范说一样为积极违约之诉提供确切的证明责任分配意见.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民事程序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应当构建以规范说为主体兼顾公平的抽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担保权性质定位之博弈

即便抵押、质押以及留置早已统一于担保物权成为我国物权法的囊中之物,但担保权的性质问题仍然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从目前担保权性质的各类学说入手,深入分析并尝试评价了其“物权说”、“债权说”以及“优先权说”的本末利弊,欲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找准担保权性质的定位。     

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一起,改造了旧的传统的陕北说书,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新内容的“新说书”,并在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新说书”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发挥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等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延续--驳“中国殖民论”

与西方殖民者的屠杀、奴役和抛弃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带到非洲的就是和平、文明和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新世纪之初,中非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平等相待、真诚友好的典范,“中国殖民论”既没有历史依据,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以一种过时的殖民主义思维来看待我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西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妄图阻碍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进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释“憲”

“”字的金文初文为上下结构,尚无后出形体中的部件“心”。“”字的金文初文为会意字,其字形义为观察用于执行法令的锐器之状。《说文》“,敏也”的解释非“”的本义所在,而“从心目,害省声”的形体分析亦不确。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累犯通说的反省与批判

现行累犯通说不但不能为累犯制度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反而会削弱其法定性和正当性.累犯主观恶性既不应因再犯而认定其恶意程度超出其前次犯罪,也不应超出初犯者;认为再犯基于无视前次刑罚体验与后罪刑罚从重前后矛盾:既然前次刑罚无益于预防,如何能保证本次从重处罚有效?因为两个刑期本质完全一样.当再犯率和初犯率未确定时,就不能确定前者高于后者,也不能无根据地确信累犯后果重于初犯.累犯通说之根基只能是经由实证调查所得数据基础上所做的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