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信息财产法律属性探究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数据信息具有重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理应建立完备的数据信息交易机制,为此,需要首先在财产法领域明确归属、扫清障碍.数据内容说较为合理地契合了民事财产法领域的规范目的 ,应当予以采纳.以此为基础,必须进一步引入数据信息的概念,作为财产设置的客体.基于先占理论、劳动报酬理论、功利主义理论,数据信息的财产属性得以证立,从而从根源上解决数据信息交易的合理性危机.现有民事财产法的规范体系难以适应数据信息规制的需要,应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类全新的财产对待.数据信息的无体性加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必须通过对世性、排他性、期限性等效力的赋予加以对冲,从而框定权能和效力,降低数据信息的交易成本.数据信息的对世性、排他性效力使之具有二重救济路径,能够从财产秩序的维护角度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     

短信新规须立足保障完整通信权

近日,为规范通信短信息服务行为,维护短信息用户的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虽然随着新型移动网络社交平台不断发展,手机短信在人们生活中日渐式微,但由于社交平台并未完全普及,并且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不同,可预期,短信仍然将是国人最主要的通讯通联方式之一,是人们实现通讯自由权的重要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传统隐私权保护法主要考虑的是隐私权人与其他人(义务主体)在隐私保护与言论表达自由、知情权实现等方面的利益衡量问题,尽管公共利益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但国家尚未以利益主体的身份登场,立法政策倾向于对个人隐私提供"绝对"的保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中,尽管这组利益关系仍存在,但国家不再单纯以超然利益关系的治理者出现,它同时也是最大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储存和利用者。更重要的是,信息业者作为独立的主体出现。个人信息保护法需要衡量更多的利益关系。在新的利益衡量格局下,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以"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为基础,并为实现该理论设计一组相互关联的制度方案。     

银行卡能收藏吗

为降低银行卡被克隆盗刷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2015年我国将全面推广金融IC卡,即俗称的芯片卡,银行磁条卡将退出历史舞台。据报道,我国目前已发行30多亿张银行卡,绝大多数都是背面带有1厘米宽黑色磁条的磁条卡,一人拥有多张银行磁条卡是普遍现象。退市后的磁条卡,数量极其庞大,毫无稀缺性可言,按理说与收藏挂不上     

健康码的法律之维

作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下社会流动的重要尝试,健康码不仅是一项数字技术,还是一套法律制度。从组织法面向上,健康码是"政府作为平台"的典型例证,行政机关应提升包容性并建立与"整体政府"相一致的组织架构。在行为法面向上,健康码是自动化行政的重要应用,鉴于其对公民自由的实质影响,健康码应满足算法解释和算法审计的双重要求。在数据法面向上,健康码是数据治理的关键一环,为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体权利,亟待设立统一、独立、专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实现数据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动态平衡。作为紧急状态的紧急措施,健康码不可常态化,在全球疫情大幅缓解后,健康码须脱离强制性,成为公民自愿选择的公共服务,相关个人信息亦应及时删除或匿名化。     

个人信息法律属性的界定

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个人信息在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企业精准营销、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个人信息难免遭遇更多被侵犯、滥用、泄露,或其他难以预料的风险.本文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概念的界定,进而分析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边界

在信息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提出新的命题。对于虚假信息犯罪,应在犯罪层次、行为形式和量刑区间上全面贯彻严厉打击的要求,严格依法判定虚假信息,注重该类犯罪控审的时效性。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注重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保护的平衡,并且基于罪名体系化、规范协调化的视角,有效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     

论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治理也逐步进入数据治理时代,通过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提高了公共管理效能,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为逐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信息化基础.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助力国家快速控制了疫情.但这期间,也不乏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事件,为减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