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警察绩效评估的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社区成了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群体的聚集地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类矛盾反应比较敏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多,这种形势促使社区警察制度在改革和创新中快速发展,成为新形势下警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当前实现治安稳定,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最优化方案之一。警察绩效评估是现代警务管理的前沿课题,是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工具。如何将健全社区警察制度与开展警察绩效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警务管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明确…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民法保护

伴随着人类社交媒介的更迭,各种信息的交汇融合越来越频繁,大数据技术更是使各种个体信息和隐私无处遁形。大数据技术给传统信用体系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各种个人征信信息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民法保护,要在厘清个人征信信息法律范畴的基础上,明确其法益结构,探究侵害个人征信信息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承担形式,构建《民法典》为基本法律依托的个人征信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同意能力的理论证成及判定

基于未成年人独立发展以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自决权行使之需要,未成年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应具备独立的同意能力。同意能力具有不同于行为能力的独立价值,其仅涉及对信息主体自身权益的防御性处分与让渡,不涉及交易安全价值的维护,对意思能力的要求更低。同意的性质并不影响同意能力的独立价值。实践中同意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混同源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基础的服务合同关系的混淆。在同意能力的判定上,应突破年龄标准的局限性,结合个人信息类型、处理目的及处理方式等因素综合判定。8周岁至14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接受符合其认知的在线学习、网络社交、在线影音等基本功能服务,个人信息处理者以非共享方式处理满足最小化原则的非敏感个人信息时,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独立同意;在个性化服务场景以及未成年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场景下,即使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仍不具备相应的同意能力。     

消费性基因检测场景下的个人基因信息保护

消费性基因检测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个人基因信息处理活动,检测机构成为特殊的大数据公司。基因信息是一种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基因检测的商业化给个人基因信息的法律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消费性基因检测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堪忧,检测报告的科学性和有用性不足,对此应通过完善基因信息处理的相关科学标准来解决。由于基因信息固有的极强的身份识别能力,匿名化作为基因信息处理合法基础的正当性存疑,应适度提高基因信息匿名化的认定标准,并对检测公司等信息处理者课以动态风险评估义务。针对消费者基因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作用虚化问题,应实行严格的单独同意,不能将同意条款简单混杂在隐私政策或服务协议中。检测公司不能仅仅告知消费者可能与第三方共享基因信息,而应当向消费者如实告知可能通过与第三方共享基因信息而营利。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成都市人才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建议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四川省“主干”城市和国内外人才的核心集聚区,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各类人才近年来向成都呈加速聚集态势,但仍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文章在定性分析基础上,从八个维度搜集成都市人才发展影响因素数据,再运用单变量多因素线性模型(GLM-Univariate)对影响成都市人才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筛选和分析,并提出成都市人才发展建议。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行政规制研究——以水滴筹为例

个人大病网络互助是目前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个人求助形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慈善组织社会救助之不足。实践中,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暴露出诸多问题。应从确立监管主体、明确权利义务、开立专门账户、设立第三方基金会、提高准入退出门槛等方面加强对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行政规制,以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     

高坠命案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高坠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以及据此推断坠落方式的可行性。方法 收集614例高坠死亡和15例高空抛尸案件,观察尸体水平移行距离与坠落高度以及死者性别、年龄、死亡方式（自杀、意外、抛尸）的关系。结果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随坠落高度增加而增加,各高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水平移行距离随死者年龄增加而减小,在各高度组中,60岁以上与其他年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死者水平移行距离（1.99±0.27）m大于女性（1.88±0.19）m,在部分高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天台坠落比窗户坠落具有更大的水平移行距离;除>20～30 m组,其余各高度组内自杀高坠与意外高坠水平移行距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受坠落高度,受害者性别、年龄以及坠落起点的空间特征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