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拒绝对华民间赔偿法律依据辨析

由于日本把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混为一谈,不承认中国受害者具有索赔请求权,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致使对日民间索赔诉讼鲜有胜诉或以救济金、慰问金应付了事。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放弃国家赔偿不等于也没有放弃民间赔偿,民间受害索赔请求权是多项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金或慰问金不具有国际法律责任意义上的赔偿性质。日本政府只有对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作出实质性赔偿,才能对受害国、受害者及其亲属有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交待,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     

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应成为普法工作的重点

一、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缺乏权威性是我国法治化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5月30日第一版刊登文章《“嘉禾困局”,因为干群都不“相信”法律?》。文章说,群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使得政府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事实上,相对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而言,老百姓更倾向和依赖上访和借助舆论监督”。老百姓不相信法律,不相信法律的权威大于行政权力,而在政府官员中情况又如何呢?还是以“嘉禾事件”为例“。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让嘉禾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句千夫所指的“霸道”口号竟然是出自2002年嘉禾县委…     

权利的延伸与伦理的演进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本文从法学视角切入 ,以“权利”作为分析文本 ,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的理论分歧 ,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的环境伦理定位。     

浅谈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

《公务员法》和相关法律赋予公务员保障其权利的途径均为行政途径。这与宪法赋予公民的完整权利救济权不符,与世界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符。笔者从平等权、三公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为切入点,赋予公务员完整的权利救济权,以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和稳定公务员队伍的发展。     

论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措施

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既是一项管理制度又是一项证据制度,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法律角度界定了鉴定人负责制的含义与表现,分析论证了鉴定活动的科学属性、鉴定结论(意见)的证据要求、外国立法惯例与我国司法鉴定实践基础作为这一制度立法依据的具体原因,根据我国当前情况设计了实施该制度的六项措施。最后,强调了鉴定人负责制与鉴定活动接受监督的关系,勾画了鉴定人应予接受监督的范围。     

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论自由》——J．S．密尔《论自由》读后

产生于17世纪英国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和思想体系在西方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传统.本文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试着解读密尔的传世名著<论自由>,探究它在自由主义思潮源流中的地位和意义,并联系我国法治的实际谈了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     

“老外”热衷志愿服务

2006年9月6日,距北京残奥会开幕还有整整两周年。志愿者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是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因此,奥运会是运动员的盛会,也是志愿者的盛会。从现在起到2008年,北京奥运志愿者将通过志愿服务,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共同营造北京"人文奥运"浓浓的和谐氛围。为"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目标,志愿者在行动,我们的记者也在行动……     

中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基本问题

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是当代刑法的两大机能。保护机能强调的是刑法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免遭犯罪侵犯的作用；而保障机能则重在防止社会成员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免遭国家刑罚权之不当行使的侵犯。而无论是保障机能还是保护机能，都蕴涵着保障公民人权的问题。应当充分肯定，中国1997年的新刑法典与此前的刑法规范相比已经较多地关注了刑法的人权保障问题，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论民法上第三人的保护

本文以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为理论起点，构筑了民法上第三人保护问题的整体解释、分析的理论框架。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有两种分离，由此形成了两种第三人，它们各有其保护或调整的原因及保护方法。第一种分离是法律把生活关系的主要方面抽象为法律关系，将次要方面予以舍弃造成的，由此形成了因法律关系扩张产生的第三人，法律对这种第三人进行调整的原因是出于对公平的不懈追求，对这类第三人的调整方法是确认相对权效力的扩张与债的关系效力的扩张。第二种分离是法律在真实权利之上建构出权利外观，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产生的，由此形成了因权利外观产生的第三人，对这种第三人进行保护主要是出于交易安全的需要，保护方法是确立外观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