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一个理性的疯子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教育家，翻译家，曾任国民党中常委。他的绰号是“吴疯子”。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当代中国发展观念重构的双重逻辑向度——基于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嬗变的哲学审视

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现代性发展思潮和以价值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现代性发展思潮一直在西方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8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嬗变,不仅表征着社会发展思潮具体理论形态的更替,更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逻辑归位。它表明,弥合理性的断裂,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代发展观念重构的逻辑原点。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原因分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国有资产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在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的社会原因、个体原因以及经济学原因,对于切实有效的运用刑法保护国有资产,确保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沿着法治化的轨道正确进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思想政治工作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辩证统一

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正确地处理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关系。过去只重视理性教育的作用,忽视非理性教育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同样,在新形势下一味强调非理性教育的作用,低估理性教育的作用,也是片面的。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应坚持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对立统一,辩证地认识与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刍议

本文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一化与同质化,而是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从而达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化解之道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只有承认文化差异,保持本民族特色,与异质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处,才是全球化趋势下民族文化所应采纳的理性选择。     

论马克思的辩证个体观

马克思科学的个体观 ,是实践的个体观 ,也是辩证的个体观。对个体的本质、个体的发展的辩证理解 ,是马克思科学个体观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 ,也是马克思的个体观得以扬弃旧哲学个体观的内在机制。个体辩证法还是马克思辩证法系统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人学观的内在构成。     

读者圆桌

《法治与社会》创刊伊始，高挚“法治、民主”大旗，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关爱，我们在不懈的努力中，须臾不敢忘怀对读者许下的承诺。《法治与社会》经过四年的市场打拼，已经成为了比较成功的法制类期刊。特别是在宣传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已趋于成熟，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具有前瞻性、法理性。立足法治，面向社会，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是我们一贯的追求。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把属于我们的这份刊物办得更好。     

大力推行普法教育 促进工商法治建设

我局有在职干部职工294人，下辖3个直属分局和9个基层分局，承担着全市市场主体资格确认和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双重任务。目前全市登记在册市场主体9316个，其中各类企业1658家；个体工商户7658户。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系统内、消费者群体和市场主体中广泛开展“四五”普法教育，开创了建设法治型工商的新局面。     

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

科学理性支撑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最核心的理念为中轴来谋划社会发展．在遵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既突出科学对理想的服务，也突出理想对科学的顺从。这特别表现在它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对现实挑战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的辩证把握上。科学发展观从科学的角度，从探索规律的角度，对城乡发展的协调、地区发展的协调、利益群体的协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协调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阐释。我们应该领会到这些阐释中渗透的不断推进的科学精神，察看到其理性的辉光，由此更坚信它们所承载的理想信念。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柏拉图政治哲学

虽然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只有一些粗略的见解,但是其思想十分全面,涉及诸多关注国际问题的后人不断反复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他关于人性问题的独特分析、个体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政体与战争问题的探讨,对于研究当今国际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不在于为某些确定的问题提出了最终的答案,而在于他提出了重大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议题,并启迪后人在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