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性的回归与重塑

公共性与私人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两种形态,是异常复杂地糅合在一起的,但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却出现了私人性超越并侵蚀公共性的现象。究其原因,传统公共性的剥削属性、浪漫主义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私人性对公共性的侵蚀。这虽有利于个体理性发展和人性解放,但同时也导致了公共性的衰落,从而引发信仰缺失、私人性膨胀、合作失灵等一系列公共危机,给社会发展带来无法预测的风险。故应以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一弊端为鉴,重新审视公共性对我国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并从公共价值观创造、公共道德培育和公共秩序规划入手,努力构建公共性与私人性和谐统一的现代生活。     

论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基于现代性视角分析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对现代财政制度的研究还欠缺从现代性入手来寻找现代财政所特有的性质的视角。归纳起来,与现代性相对应,现代财政具有强调个体利益、与市场紧密联系、先进管理手段、与生产复杂互动和开放性等特征,这使得现代财政制度在规范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政府间和大国间关系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故应依据现代性发展要求,把普及财政知识与理念、多样化财政收支和现代化财政管理作为建立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出发点。     

突出发展民营经济必须解放思想

<正>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占据了我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要清醒地看到,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阶段性差距,特别是与南方发达省份、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少、规模企业少、创新型企业少、新兴产业少、高端产品少,存在着总     

私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基于辽宁省的调查

以辽宁省私营企业调查为例,从理论和实证双向剖析了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诱因,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私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提出从企业和职工平等、双赢的角度,构建私企劳资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机制、建立行业联合工会机制、建立工商联桥梁作用机制和政府灵活监管机制等政策措施。     

宁武县地税局“减收不减服务”倾情服务个体户

宁武县地税局针对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调整带来的政策性减收影响因素，采取多项措施，坚持依法行政，优化·纳税服务，提高个体工商户申报率及入库率。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阐释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消解他们面临的价值冲突,塑造健全人格,调节并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从而帮助他们早日适应城市生活,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旨归。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兼具有农民工和青年双重身份,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稳定价值;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城市乃至农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个体发展与社会调控关系及方法论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个体发展与社会调控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起来。个体发展与社会调控关系所表现出的和谐与紧张、一致与分歧,逐步成为现代社会种种问题、风险和危机的根源,个体发展与社会调控的关系成为浓缩和聚焦为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对个体发展与社会调控的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谨防党政干部以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人大代表

代表“失真”的问题由来已久.过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企业老总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代表的现象并不鲜见.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县级的书记、县长,在省地级市人大代表中,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可以作为农民统计,从而造成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以致真正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而各级各类官员、国有私营企业老板居多,理应成为普罗大众民主盛宴的人代会,却成了权贵的政治狂欢.     

浅论高校辅导员个体工作的错位与回归

部分高校辅导员个体工作存在定位不准、主次不分的错位现象,在有的学校甚至呈现常态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辅导员个体角色理解有偏差、对辅导员的作用认识有误区和对辅导员工作的价值无认同。这些原因促使辅导员个体主动或被动错位,影响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因此,必须对辅导员个体工作进行正位,制定有效的方法让它科学理性回归。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可简称其“新贫”.这一群体不但成份特殊而且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原苏联时期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群体的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新贫”的出现,使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初期一度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新贫”的社会职业以及生活特征来看,他们属于相对贫困或者说是边贫困.这一群体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期制度体系中的深层问题,其中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这一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等一些属于个体方面的致贫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