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日论”之谬误

正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的不是日本这个国家,更不是反对日本国民,而是反对右翼势力出于内政需要故意破坏中日关系。近年来,"反日"成了日本媒体一个常用语,把中国反对日本政府购"岛"的示威,反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统统称为"反日"之举。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误导舆论,不符合实际。这是别有用心的挑拨,它企图挑起中日两个民族的对立和冲突,应该引起两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中日关系现状之原因分析及相关对策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资历深,德高望重,都是红色政权建设中的中流砥柱,被党内外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开始了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可持续发展位视角内的当前中日关系

可持续发展位是用来分析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本文从这样一个视角来分析当前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并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症结在于中日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位优势之争。     

略论中日关系中的能源因素

能源因素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20世纪以来,中日间的能源关系大致历经了两个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能源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日间平等互利的能源合作时期.后冷战时期,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抬头,中日之间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积极倡导中日间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对维护东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看德国历史教科书如何“反纳粹”

近来,中日民间的矛盾和摩擦愈演愈烈,中日政府关系更是 坠入一个政治冰期,日本政府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态度造成了中日关 系的最大鸿沟。而同样作为挑起二战的元凶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与 日本迥异。事实证明:并非亚洲的邻国缺少宽容和气量,而是日本缺少深 刻反省历史的勇气     

安倍访华，中日关系能否“雨过天晴”

北京的一场秋雨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前渐渐停了下来。在就职尚不到两周的时间,安倍于2006年10月8日匆匆来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2001年以来双方首脑间的首次峰会,而且这也是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安倍在与迎接他的温家宝总理会谈时,以北京当天天气由雨转晴为题说：“我相信我们的双边关系也将拥有晴朗的天空。”那么,安倍的此次访华是否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次“破冰之旅”,预示着中日关系能像当日的天气一样“雨过天晴”?     

日本舆论右倾偏向的“公共化”

当前日本传统舆论左右平衡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右倾偏向“公共化”的趋势,即“右倾”从一种“竞争性力量”,逐渐上升为公共舆论的“前提”与“规则”层面,构成了某种影响舆论走向的内在价值引导。在涉及对外关系的舆论议题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以东海问题上的日本舆论为观察对象,可分析这一右倾偏向“公共化”的图景。它包括了三个要素：政府积极地设置媒体议程,通过安排逐步把“安全威胁”塑造为日本公共舆论中“不言自明”的前提;右倾力量在舆论框架的建构中淡化自身的偏向性,转而强调普遍性,成功地支配公共舆论;互联网、大众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主流媒体支配的公共舆论空间的转型,而右倾力量提早布局,在舆论空间转型的过程中掌握了先发优势。     

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增长原因探析

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的增长,与战争创伤、地理毗邻、文化冲突诸因素的相关程度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关程度高,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实力日益增强的相关程度最高。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的增长有可能成为相互达成理性共识的开端,从而具有中日国民互动和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标识性意义。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现状及路径

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一条有效路径。它对缓解中日间可能的海洋战略冲突、增强防务部门间的“行动互信”,以及建构更为积极的地区安全格局乃至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政策理念上基本一致,而且同时参加了大多数相关国际条约和对话及合作机制,但依然存在发展不同步、双边机制不完善、联演联训密度和深度不够等系列问题。中日应在总体合作框架、具体对话和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先后次序以及联演联训类型模式等方面,强化双边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