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日本人权外交的强化及其困境北大核心

自2020年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人权派议员团体以及执政党高层着力推动相关立法和制度准备。岸田文雄上台后不仅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还在外务省专门设置负责人权外交机构。在日本人权外交叙事中,通过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其主观动因,而以人权问题为抓手配合美国开展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其外交战略布局的应有之意。日本所推行的人权外交不仅无视自身国内的人权问题,同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手段选择性地应用,以此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日本输入人权规范的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可持续发展目标：构筑中日合作的价值观基础

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成为全球性的规范，SDGs体现出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和平、包容、开放、公正的价值观。因中日两国对SDGs有着共同的规范认同，在发展过程中拥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当前存在共通的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实现中日合作的外交需求，两国应以SDGs为价值观基础展开合作。具体来说，中日合作可以遵循以下三个路径：以发展为主导，带动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以既有平台为依托，带动地区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注重价值观维度的舆论宣传，促进民间团体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中日能够通过分享各自发展经验、提供普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框架，带动周边地区完成SDGs，提升两国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建构与协调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中日两国在逐步形成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维持和发展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双边关系机制的建构与维护。在近年来中日两国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日关系机制建构的基础得到丰富和巩固，原则与路径也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在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方向选择之际，重新审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这一重要课题，对探索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 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 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 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 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 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