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是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凝结了毛泽东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忧患思考和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赶考”精神,要永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人民“考官”地位,以永不懈怠的“赶考”精神破解“两个大局”的时代考题。     

“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复杂缘由。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这为实现二者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历史进路、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两个务必”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凝练,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发展和不断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丰富为“三个务必”。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追寻。“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两个大局”发出的新宣言,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指引,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遵循。践行“三个务必”,需要全体党员筑牢思想之基,紧绷纪律之弦,把稳行动之舵,把“三个务必”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动实践。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     

加强刑侦"三基"工程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整体水平

公安部将2006年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打牢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提高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如何把握这一机遇,深入开展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真正实现“固本强基”的根本目的,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侦部门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抓好刑侦“三基”工程建设,应重点在深化认识上下功夫,切实增强抓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科技强侦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侦查破案的科技含量;在信息导侦上下功夫,努力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在刑侦专业基础上下功夫,增强破案打击的发展后劲;在教育培训上下功夫,努力适应新的执法环境。     

浅谈基层基础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抓好“三基”工程建设,必须与各项公安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为此,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好全局工作、打防建设、科技强警、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等工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制度建设的成就及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农地产权制度建设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农地产权理论,即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农地"三级所有"理论、"两权分离"理论、"三权分置"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农地产权制度,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生产力标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基本经验。新时代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农地"三权分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